趙海英，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中投公司副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官；經濟學博士。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這是中國的大時代。
如果你錯過了中國，你就錯過了世界。”
趙海英對所處情境的把控力，在采訪之初便顯露無遺。
“咱們去小會議室，那里交流更舒服。”坐定之后，她把厚厚兩打材料交給記者，“你先了解一下我的工作，然后可以從中提問。”“我看了你發過來的問題，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語氣堅定但表情溫和，目光誠懇也帶著笑意。
不過分客套也不咄咄逼人，自然而然提出建議，跟著她的表達，很難拒絕。
對于這位見證了幾十年中國金融業改革巨變，眼前都是龐大體量“真金白銀”，如今的中投公司首席風險官來講，這種把控力，一部分來自天性，更大一部分，來自無法復制的經歷和其中緩緩積蓄的力量。
自己選 自己承擔結果
對趙海英來說，對于自己人生的“把控”，從小時候就開始了。
由于讀書早，13歲就面臨初中畢業。那個年代，在繼續讀高中，面對高考和就業的不確定性，和讀中專、畢業就能分配到一個好工作之間，小小的趙海英自己決定，去讀高中。
擅長讀書的她，還考上了湖北省重點高中：孝感高中。
自己選，自己努力，自己承擔結果，儼然成為這個青春期還沒有真正開啟的小姑娘就有的覺悟。
上世紀70年代末，學校秩序剛從“文革”中恢復過來，學習氛圍日漸高漲，那個年代，學校對于學生的思想指引，也定格在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上。
恰巧，趙海英就是有著漂亮數理化成績的小姑娘。
成績單就像是高中時代的趙海英手中一把精良武器，背著它，年紀再小也可以“走天涯”———15歲，在母親眼里還是“小豆芽”的她，就要去讀大學。身為工程師的父親也為她選定了方向，精密儀器專業。
“大學沒遇到什么困難”，她沒說自己在學業上經歷過辛苦，大約是時間過去得久了，大約是在她看來，在漫長歲月洗練中，這些都是理所應當甚至微小到不值一提的付出。
1984年，趙海英與普遍年長她幾歲的同學一道，完成天津大學精密儀器專業課業。對學業優秀幾乎要成習慣的趙海英來說，如果想考本專業研究生，是容易的。
但是，那個有想法、能拿主意的趙海英這次真正“長大”了，她決定換個專業讀。
十八九歲的趙海英，從國內報紙等媒介，感受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脈動。
“去讀個經濟、管理相關的專業，能為國家發展做更多貢獻。當時，心里的目標很明確。”
“真是那么想的，那時候還遠談不上功利。”
當時的國內，很多學校甚至還沒有經濟、管理專業，趙海英決定“曲線救國”，到管理學院念了一個與系統工程相關的經管專業。
不過，受過了經濟學啟蒙的趙海英知道，當時系統的經濟學研究還主要在西方，“要獲得新知就要走出去”，她開始關注相關信息。
那時，普林斯頓大學著名教授鄒至莊正在致力幫助中國優秀學子到西方學習經濟學，與教育部合作舉行基礎性考試，檢驗學生學術功底，通過之后，可以提供一份“有分量”的推薦信。
不出意外，通過幾重考驗，趙海英申請到了有獎學金的馬里蘭大學，拿到一張去往美國的機票。
循著自己覺得重要的東西走
剛到美國，趙海英還是感覺到了震撼。
初到馬里蘭，從機場到學校的路上，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眼前是一條白色河流和一條紅色河流”。
白色是迎面而來的車燈流，紅色是并行汽車尾燈拉出的一條光線。
“我們國家，有一天也會這樣嗎？”
當時的中國，尚未建成第一條高速公路。不一樣的一切，讓趙海英感到新奇，還隱隱有所期待。
新生活帶來的，除了源源不斷的新知識、新的研究方式、新的學術習慣，還有一些讓人“頭皮發麻”的新挑戰。
作為助教，到美國第二個學期，趙海英就要獨立完成本科生的經濟學教學工作，“教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還比較簡單，但宏觀經濟學包含了貨幣、銀行等文化背景的東西。”當時的中國，銀行業務簡單地就像一個錢幣出納員。
一個剛走出國門的小姑娘如何能夠講這些貨幣金融銀行的大題目？
“絕對是現炒現賣，現學現教。”
那一年的冬天，馬里蘭的雪下得大且久，第一堂課推遲了幾天，趙海英獲得了幾天類似“豁免”的快感，她能有多幾天的時間，繼續大劑量學科理論補充學習。
第一堂課也在暗流洶涌的心理活動之上，將要平靜結束。
“老師，我們這學期的syllabus呢？”趙海英蒙了。
什么是syllabus？雖然不知道是何物，趙海英卻靈機一動，“這幾天大雪，來的比較急，下堂課會有。”
由于之前簽證下來得晚，到美國已過開學時間，因此一學期下來，也不知syllabus（教學大綱）為何物。
說到這段苦中作樂的往事，趙海英笑出了聲。
做比自己預想“更難一點”的事兒，后續的獲得往往超乎想象——“對宏觀經濟學又有了系統的梳理和理解，語言能力也更是一個進階……”
與此同時，趙海英的學術能力也獲得認可，博士論文獲得布魯金斯和斯隆等幾項大獎。
期間，她還去到布魯金斯學會和世界銀行，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了解了國外一流研究機構的運作，漸漸體會到“走天涯”的舒展開闊。
不過，走得越遠，趙海英也越有自己的判斷。
當時學經濟學的“初心”時不時會跳出來，提醒自己“該循著重要的東西走”。
她心里重要的，就是祖國。
1992年，趙海英離開美國到了香港，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和香港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任教。系統的教學研究進一步錘煉了她的學術修養，也讓她實現了能有觀察服務國家機會的初衷。
那個年代，香港已是國際金融中心，“一方面是大信息量，能更便利接觸東西方，了解香港及全球金融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是能近距離跟上祖國的改革步伐。”
趙海英也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
在“對的時間”回到內地
2001年初，回到內地的機會來了。
當時，資本市場在中國還是個新事物，這個領域需要專業素養，需要從西方借鑒的內容也很多。證監會也急需一批懂資本市場，對西方發展有認知的人才。
趙海英是其中一個。
2001年1月，趙海英回到內地，成為證監會規劃委委員，從事研究資本市場發展和港臺大陸、境內外資本市場互動的工作，并曾向國務院提交過頗有分量的研究報告。
之前的豐富儲備，都變成了可調動的資源。
趙海英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不論是知識、經驗，還是情感，“能參與到中國現代金融體系‘立’的進程中，非常值得。”
2002年，趙海英轉到證監會發行部。
在這個資本市場監管改革最核心的部門，趙海英感受到了國家改革的決心，也體會到了轉型中的困難，“哪怕到現在，我們發行體制的改革，仍然沒有完成，改革的路任重道遠。但至少當時，我們破了題，有了階段性成果。”
發行部的“核準”與“發行”兩項重頭工作，還讓趙海英多了很多與被監管機構和發行企業交流的機會，趙海英的標識一直是“按規矩辦事，沒有官氣”，在她看來，“有權力的人，更要懂得敬人和自重，這才是真正的威信和分量”。
在證監會的幾年，趙海英主持、參與了資本市場多項重大改革創新和制度建設，如股票發行核準制，發審委制度，上市保薦制度等等。
“金融運行有效，則資金的籌集、融通和使用就能有效，資源配置也就合理，對國民經濟走向良性循環所起的作用也就更明顯。”
2002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重點提出“必須把銀行辦成現代金融企業”，“具備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可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2005年，四大銀行的改革大幕拉開。
趙海英被派駐到工商銀行擔任董事，參與銀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事宜———在國有銀行建立現代公司治理機制，通過上市接受市場監督，正是當時資本市場的大事件，金融改革的重頭戲。
2006年，工商銀行以A+H方式上市。它的意義，也不僅僅是成為當時全球證券史上最大的IPO項目那么簡單，監管機構數年培育機構投資者、做大中國直接融資資本市場的努力顯出成效，“這件事對紐交所的沖擊非常大。全球最大的IPO項目不是在紐約、倫敦，而是在我們中國自己的市場上，以A+H的形式完成，中國人自己的資本市場規模與深度已經非常可觀。從此以后，中國的大型企業上市，可以在A股、H股直接完成。”
“這正是中國金融業波瀾壯闊巨變的一個縮影”，
提到這些，趙海英眼里都是光芒。
能做一份貢獻，心中踏實
今非昔比，她慶幸回到祖國，親歷這激動人心的經濟騰飛巨變。
1986年只身赴美時，趙海英的行囊里是一年四季會用到的幾乎一切日用品，牙膏牙刷、杯子被子……
“擔心去美國買不起”，口袋里一共只有20美元。
“那時我們的外匯儲備，也不過20億美元規模。”提到這個細節，趙海英感慨不已：二三十年后，我們的外匯儲備已經以萬億計。
背后中國宏觀經濟條件、經濟開放程度、利用外資和國際融資能力，已今非昔比。
她慶幸回到祖國，親歷這激動人心的經濟騰飛巨變。
“我們的外匯儲備體量大了起來。2006年中已達到了八千億美元規模，而且還在快速增長，為實現國家外匯資金多元化投資，服務于國家宏觀經濟發展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需要，中國建立了自己的主權財富基金。”
趙海英所說的“主權財富基金”，是2007年9月成立的中投公司。
2000億美元的注冊資本金，讓它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級規模主權基金。
同一年，趙海英再次幸運地深度參與這一中國金融史新的大事件———中投公司的組建。
像是當了一次創業者。
在中投，趙海英擔任資產配置與戰略研究部總監，負責擬訂了國家主權財富基金組織架構和投資決策體系。
“最欣慰的是我們擬訂的資產配置方案，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謹慎投放資金，配置大量現金，為中投避免股市風險、獲取長期投資收益打下了良好基礎；并利用中投接近市場的優勢，為國家建言獻策。”
趙海英的每一段或短或長的工作經歷，總能契合一段中國金融發展進程，而她說這些經歷的時候，也總是帶著一股精氣神。
“小時候經歷了國家的困難時期，后來看到屬于我們的大時代徐徐展開，有一種信心，一種斗志。能回到祖國做一份貢獻，感覺很踏實。”
2009年，趙海英再次受命承擔新工作。到中央匯金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分管證券和保險。
這段持續到2015年的經歷，也成了她履歷中相當飽滿而充實的一部分。
2009年底，作為國有金融機構注資改制和風險救助平臺，匯金公司根據國務院有關批復，入股中國新華保險。
當時的新華保險，正面臨生死考驗。匯金公司需要在短時間內解決歷史遺留爛賬，確保國有資產安全和增值，防范保險業金融風險。
采取什么樣的市場化救助政策和改革手段？趙海英和她眼中的“明星團隊”思考、調整、總結，把植入公司治理機制，重建內控體系，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作為市場化救助新華保險的核心內容。
公司治理重建方案在股東之間幾經激辯，經歷了異常艱辛的談判磨合過程。
這個過程，被趙海英形容為需要“正派、勇氣和擔當”的過程。
期間，新華保險的一家外資股東對改革方案持否定態度，這時的談判，也變成了心理博弈。
需要強勢態度時，趙海英不猶豫也沒畏縮，“如果你們繼續這樣做，我們就無法再談信任和合作了。你們整個在華的投資，我們也都要重新審視。”
趙海英說，這么做心里是始終有底氣的，底氣來自專業精神秉持，來自“沒有私心”，甚至還來自“13歲上高中時讀到的《為人民服務》”，那其中的表述，讓年少曾有“女俠夢”的她頗為認同，一直印象深刻。
在中投黨委領導下的申銀萬國和宏源證券的合并重組也是中投公司近年來的一個重大項目，也是趙海英作為核心決策人之一，從醞釀提議、方案設計、談判溝通到實施落地，團隊合作的又一“巔峰之作”。
讓趙海英驕傲的是，“在領導的直接支持下，在同事的有力合作下，我們真正實現了幾家相關公司，企業所在省（市）利益的平衡和多贏。”
經過6年努力，趙海英先后推動6家大型金融機構成功上市，除增值千億規模的申萬宏源，和增值五倍的新華保險外，還有銀河證券、中信建投、中金公司和中再集團。這些工作在近年來中國金融國資改革上市過程中，都可稱得上是濃墨重彩的篇章。
趙海英覺得，能跟著改革的節奏，感受自己從事的工作在磅礴時代發揮作用，成為推動發展的積極因子，是最有意義的獲得。
接連幾年在公司年度考核中的“A”和“A+”，也不過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副產品。
2015年10月，趙海英再回中投總部，擔任公司首席風險官，“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風險官要有銳利的眼睛，還要有獨立的思考以及敢于直言的氣魄”。
她理解自己如今的工作，更多是發揮一種宏觀總協調的作用，“還要不斷學習、充實、總結”。
心底無私天地寬
作為中國人，有幸生在這個時代。
資本市場一線經歷，給了趙海英很多寶貴經驗。
她也不吝于把這些經驗傳達給年輕同事。這一點，趙海英的同事很有體會。
“在大家眼里，她素來以眼光銳利、思維敏捷著稱。無論是在紛繁蕪雜的局面里直中要害，還是跳出傳統窠臼另辟創新蹊徑，她都能信手拈來。”
也正因此，年輕同事對于向趙海英匯報工作時，也總會抱著一種“復雜微妙”的心情。
“常常有平日好強的年輕后輩在海英總的辦公室前躊躇不定。”在他們看來，大家在工作中的苦思與焦慮，總能在海英總的娓娓道來里被迅速撫平，但之后又會產生一絲挫敗，“見到她前自信已全副武裝，卻第一時間就被洞穿弱點，然后就再也跟不上她思想的子彈了。”
讓趙海英尤其高興的是，十幾年工作下來，帶出了一批政治素質過硬、作風優良、業務精通的年輕金融人才。“每一場‘戰斗’，都能帶出一個隊伍一批年輕人，很自豪。”
不僅是同事，趙海英還愿意把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傳達給更多致力從事金融行業的年輕人。
從2002年開始，趙海英到素有“金融黃埔”之稱的五道口金融學院（現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做導師，獨立或與他人共同帶過的碩士、博士學生已有60余名。
輔導論文，交流研究問題的方法，講述實戰經驗和教訓，“還有信念，金融會考驗人性，不高尚就會掉進坑里。”
她還喜歡跟學生聊聊傳統文化。
“身在國外多年，反而對傳統文化更熱衷。‘吾日三省吾身’是常要講給學生的道理。”———她對傳統文化的喜愛，由來已久。
還在香港的時候，她就曾在內地學校捐建過圖書室，提供大量傳統文化書籍，“不管以后從事什么行業，傳統文化都是伴隨一生的財富，不論是專業素養還是心境。”
趙海英說自己享受走在學校的時光，“有一種無私無我、心底寬闊的感覺”，自己也能在教學過程中，再次學習、提升、更新，就像她20多歲站在美國本科生宏觀經濟學課堂時那樣。
她直言自己也從老師身上獲得了很多。老師也不僅是學校的老師，還有從工作上給予過信任和幫助的領導，每一次合作過的同事、年輕人。
“從領導身上可以學到他們對專業的鉆研，調兵遣將的技巧，戰略的定力和魄力；從同事和年輕人身上能聽到新的想法，發現自己的不足……”從他們身上，趙海英更是意識到，要“終身學習，清醒判斷，獨立思考”。
而這種素養，也體現在了她的九三學社成員和政協委員身份上。
2005年的機緣巧合，讓趙海英認識了九三學社，也理解了九三學社成員中眾多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各行各業的頂尖人才、著名院士讓她“有沖動與他們共同交流和進步”。
2011年，因為在金融行業的專業和聲望，趙海英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第一次參加全會，關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改革財稅制度的建議就被推薦作了大會發言。從某種程度上，政協平臺成了趙海英“女俠夢”的延伸，她發揮專業優勢，在為更廣大群體，更宏觀、長遠的發展建言。
全國政協各種關于經濟發展、金融體制完善等的協商會上，時常會見到趙海英的身影。
2013年全國政協第一次雙周協商座談會，議題是分析當前宏觀經濟形勢。
作為金融行業代表，趙海英就從金融專業的角度，就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建議。
2014年，趙海英提出關于我國養老制度體系改革的建議，對問題直言不諱，“養老金三支柱發展極不均衡；體系權責不清，過度依賴政府保障；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碎片化、多規制、難流轉、高繳費等問題……”
在拿給同事朋友征詢意見的時候，也會遇到質疑她“尖銳”的聲音。
趙海英卻有自己的堅持，“只要問題真，建議準，專業過硬，就沒什么不能講。”
她覺得，作為知識分子，不辜負這個發揮作用的平臺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習總書記說的“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去做。
后續關于進一步加強國家審計工作的建議，關于我國能源安全的提案，也都是在充分調研和反復確認后給出的建議。
2017年兩會期間，習總書記參加了民進、農工黨和九三學社的聯組會。在現場的趙海英倍感振奮，“廣大知識分子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在當代，知識就是生產力，就是國家富強的不竭動力。”
她的經歷，也正是這句話的真實寫照。
“回國這么多年，為國家做了貢獻，也從國家得到了很多，是一個始終昂揚和滿足的過程。
能夠體驗國家金融市場的建設、監管、發展歷程，親身參與其中……充滿感恩。”
今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已經結束，金融改革也終會向著更深度的方向走去，“推動改革，我們責無旁貸”。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這是中國的大時代。如果你錯過了中國，你就錯過了世界。”
作為中國人，有幸身在這個時代，她說“不能辜負”。（本文轉載自《人民政協報》第138期 記者 王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