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裴文中（左一）與張森水（右一）在貴州 裴申供圖
1958年，裴文中（右一）在周口店第1地點參加發掘
裴文中與張森水在辦公室
人物簡介
裴文中（1904—1982），河北豐南人，九三學社社員，史前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第四紀哺乳動物和地層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27年畢于北京大學地質系，1937年獲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遺址的發掘，是北京猿人第一個完整頭蓋骨的發現者。其后發現、確認北京猿人的石器、用火證據等，為周口店是古人類遺址和世界文化遺產地提供了重要依據。此外，曾主持山頂洞、周口店第15地點等遺址發掘，獲得極有價值的山頂洞人化石及大量文化遺物；開展的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考察、研究，為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發展、人才培養和博物館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頃得一頭骨，極完整，頗似人。”
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年僅25歲的裴文中發出了一封考古史上最著名的電報。他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龍骨山上的“北京人”。
正是這個足以令任何一個發現者名垂青史的頭蓋骨，讓很多人知道了裴文中。
但是，這一巨大成就的光芒也常常掩蓋住他在其他方面的貢獻。
對裴文中而言，“北京人”只是他科學之路的起點。
“頂著被砸飯碗的風險”
自覺很不適宜從事科學研究，不知為何入了北大地質系，畢業即失業，去周口店只為討個營生的差事……
這位北京猿人發現者的經歷，是以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敘事作為開頭的。
裴文中從不回避這段過往，以至于他在“6年開掘工作之總回顧”（《周口店洞穴層采掘記》第四章）的起始部分，就吐露了實情，且頗有自嘲的意味。“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時，有脊椎動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無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時，那是專門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畢之后，有一位工人帶我到開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揀一個牙，說：‘這是鹿牙’，又揀起一根小骨化石，說：‘這是鳥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辦？”
小兒子裴申回憶說，幾乎從未聽父親主動提起過屬于他的那個轟動世界的“事件”，大概是他自認為只是一個被“選中”的幸運者，不值得大書特書。
那是在周口店遺址系統開掘后的第三年，山中工作的推進讓裴文中頗有“雞肋”之感。就在準備結束當年的發掘工作時，忽然發現了一個狹小的洞口，四周可以看到許多化石，這才決定延長幾日。也就是在這個洞中，埋藏著北京猿人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
裴文中更愿意把這次發現歸功于布達生、德日進、楊鐘健等師輩在古生物學、考古學專業方面的悉心指導。
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周口店古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高星看來，“如果說，北京猿人的發現是偶然因素占了上風，那么裴老在周口店第1地點發現并采集用火遺跡，又從這里的出土物和地層中辨識出石制品，則靠的是異于常人的學習能力和開拓精神”。
1931年，裴文中在發掘鴿子堂時，找到了2000多件石英片和幾十件其他巖石做的石器。他認定，這是北京猿人使用的工具。
這一論斷一經提出便遭到了大量質疑，其中不乏當時的學術權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范圍內對史前人類技術和開發原料能力的認識都還十分粗淺。”高星坦言，在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大量采用石英材料做工具幾乎沒有先例，且客觀上，由于原料材質差，上面的人工痕跡確實難以辨認。
按照裴文中自己的說法，初出茅廬的他是頂著被砸飯碗的風險在搞石器。
為了給出科學的論證，他選擇獨辟蹊徑，采用模擬實驗的方法，并對人工打擊、使用所產生的疤痕和自然破損痕跡進行顯微觀察與比較。他發現了當時人類開發該種石料的獨特方法——“砸擊技術”，這在中國考古文獻中尚屬首例，在世界上也具有開創性。
這些努力最終得到了來自法國的舊石器考古權威步日耶的拍板定案。
而在那之后，裴文中在巴黎進修和研究期間,又將石器的制作實驗和人工與非人工標本的對比觀察進一步推向系統和成熟。
“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觸摸到現代流行的以模擬石器的制作與使用方式為核心的實驗考古學，和以解析石器功能為宗旨的微痕研究的根系。”高星說。
發現化石材料只是考古學研究的第一步，辨別真偽人工制品并找到合適的研究方法才是關鍵。正是這項極為重要的基礎研究，讓裴文中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舊石器考古學奠基人。
錯了就是錯了
周口店第1地點石器的發現，使其性質隨即發生了巨大改變。那里不再是單純的古生物化石地點，而正式成為古人類文化遺址。為此，裴文中想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田野方法的改革。
回想3年前的工作，他竟用“太無方法”來批評自己。雜亂無章的“散挖”，常常讓找到的化石失去效用，因為無法清晰知道一件標本究竟從哪一個層位掘出。
1932年起，他開始借鑒當時安陽殷墟和西陰村的發掘方法，采用探溝和打格分方相結合的方式，讓每件標本的考古學信息得到完整、準確的記錄。
在高星看來，改革后的周口店發掘建立了當時國際一流的田野操作規范，為后來對遺址的深入研究和文化發展序列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裴文中在發掘周口店第1地點的同時，還發掘了山頂洞人地點、第13地點和第15地點。從那時起，他便嘗試提出了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
直到1965年，他在《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一文中，把北京猿人文化、藍田猿人文化和匼河文化作為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代表，將丁村文化作為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代表，而將薩拉烏蘇、水洞溝、山頂洞遺存作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并增加了以“沙苑文化”為代表的“可能的中石器時代”。后雖有微調，但這一基本序列框架保留并沿用至今。
其間，裴文中一度把水洞溝和薩拉烏蘇兩個遺址的材料合并稱為“河套文化”，并作為中期的代表，但后經親自考察、深入研究，宣布取消“河套文化”的概念；他還曾把廣西一些洞穴的石器遺存界定為“中石器時代”，后來發現了陶片，便改變了看法；他曾認為北京人的石器代表中國境內最原始的文化，但后來有了比北京人更古老的材料，他便放棄了原來的觀點。
裴文中不盲從權威，也從不以權威自視。“錯了就是錯了”的科學態度，讓后學們深感敬畏。
全能型學者
在周口店停工期間，裴文中曾和楊鐘健等一起，考察洛陽—西安間的第四紀地質、仰韶文化遺址以及江南山洞中的堆積。裴申提到，這拓寬了父親的研究領域，使他初次涉獵第四紀地質。
事實上，裴文中在考古發掘中的研究對象從來就不只是古人類，他還研究各種成因類型地層中的哺乳動物化石。第四紀哺乳動物學及其相關的生物地層學，是他除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裴文中的學生張森水曾在先生的傳略中提到，他記述過哺乳動物大量的新屬種，對第四紀哺乳動物演化提出了許多富有獨創性的見解，還建立起了若干個生物地層學標準剖面。
例如，裴文中通過分析中國境內發現的哺乳動物化石，根據區域組分的差異，把中國境內第四紀哺乳動物的地理分布劃分成了四大區——華北區、華南區、淮河區和東北區，第一次勾畫出了一個中國第四紀的生物地層框架。
他通過中外第四紀哺乳動物的對比研究，探討了第四紀哺乳動物體型增大和縮小的過程。過去，古生物學認為，在每一個古生物的小分支中，都是從小體型開始，以后體型逐漸增大。當它達到最大體型階段，這一分支就滅絕了。但裴文中對這一定律作了必要的補充。他敏銳地找到證據，指出第四紀時，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環境中，還有一些哺乳動物的體型是縮小的，這同樣是生物的一種或一個小的分支開始衰亡或者行將絕滅的表現。
裴文中學術生涯涉獵之廣度和深度，讓他有了全能型學者的稱號。
微光仍在
裴文中誕辰一百周年時，張森水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提到過這樣一個細節。先生獨愛一句口頭禪，“做事就得好好做”。
這是裴文中一生所向，以至于裴申在采訪中坦陳：“父親多數時候根本顧不上家。”
裴文中把時間全部交付給了他探索的田野，并且，不遺余力地播下希冀的種子。
高星說，建國后，全國的專業考古人員加在一起不過十來人，人力資源遠遠落后于不斷涌現的考古遺跡。
1952年11月，北大考古教研室成立，裴文中兼任教授，主講史前考古學。他至死仍在為考古學科的發展奔走呼吁。
1952—1955年，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在北大舉辦了4期考古人員訓練班，班主任都是裴文中。
1956年起，由裴文中和賈蘭坡組織，古脊椎所又數度在周口店舉辦古人類—舊石器考古田野培訓班。
在張森水眼里，那些上世紀90年代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和第四紀哺乳動物研究、年齡50歲以上者，都得到過裴文中的指導或從他那里受到教益。
90年前，裴文中推開了一扇看似熱鬧實則冷清的門，用盡半生成為后來者的領路人。就算生命已滅，微光仍在……
記者手記
高星在裴文中逝世前一年入讀北大考古系，當時只聽過先生的名字，卻不知此人會對自己今后的學術生涯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他從未見過裴文中，但從他的家人和導師張森水那里，得知了裴文中的點點滴滴。
“今年去柳州、杭州至安徽和縣考察；明年將去滿洲里和貴州工作。”這是裴先生逝世一個月前提到的工作計劃。他一生重視野外工作，在野外的考察，除了帶煙和魚竿外，別無他求。
高星記得一個細節。張森水告訴他，當年在河套考察，剛到靖邊，縣委書記就在招待所前迎接。一行人下車后，縣領導并沒有和裴老寒暄，反而與一位最先下車、衣冠楚楚的先生攀談，問寒問暖。后來才明白，原來縣領導從未見過教授。裴老穿補丁衣服，像個老農，實在不是他們想象中的樣子。
裴老聽后只是哈哈一笑，說了一句“這有什么！”
裴申也說，父親熱愛自己的事業，因為他總說，“搞我們這一行的，不到野外現場，等于白活”。
時光進入1979年，裴文中身體已經極度虛弱，步履維艱，但他還總想著去野外，就算家人極力勸阻也無用。“張森水你陪他去吧，大不了，你把骨灰盒抱回來就是了。”師母的話，張森水一生難忘。
“野外之于裴老，就像魚兒離不開水。”這些事，高星雖只是聽過，卻足以幫他勾畫出一個鮮活的形象。
在這次采訪中，除了裴文中，高星提到最多的就是張森水。這也讓我對他產生了一些好奇。
這位古人類研究室曾經的室主任是裴先生最得力的助手。高星笑言，導師和他聊天，總是三句不離裴老。他一輩子都以裴老為榜樣，在野外拼命的勁頭，甚至是剛正不阿的性格，都像極了裴老。“張老師說裴老是鄉土科學家，他又何嘗不是。”
“今年是張老師走的第12年了。” 高星抬了抬眼，聲音變得有些低沉。
讓他遺憾的是，老師走得突然，且是因為常年在外，積勞成疾，卻忽視治療，最后幾乎就是倒在了野外。那一年，老師76歲。
“我常這樣想，裴老仿佛就活在張老師的身上……”
那一刻，采訪中斷了，我只看到對面一雙通紅的眼睛。的確，沒有什么比活成你所敬仰的人那樣，更動人的了。
過了很久，高星說，感謝這次采訪，讓他再一次回憶了這么多。“只要想起，你就會覺得沒有理由去懈怠，沒有理由去放棄，沒有理由不在師輩已經指出的方向上繼續好好做事。”
我也想感謝“尋找新中國科學奠基人”這個欄目。
幾代科學家傳承的故事告訴我們，精神真的是可以不死的！它帶給人內心的滌蕩是真的！它的意義是真的！
人物生平
●1904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豐南小集西紀各莊一個清貧的教師家庭。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23年，轉入北京大學地質系本科。
●1927年，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后，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
●1928年，被派往周口店，參加了古生物化石的發掘工作。
●1929年，主持并參與北京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工作，在周口店發現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
●1931年，確認石制品和用火痕跡的存在，為周口店古人類遺址提供了考古學重要依據。
●1935年，到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史前考古學，師從步日耶教授。
●1937年，獲得巴黎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并成為法國地質學會會員。回國后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技正，兼周口店辦事處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講授史前考古學。
●1950年，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
●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研究員。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首批學部委員。
●1957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名譽會員稱號。
●1963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研究室主任。
●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同年，當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史前學和原史學協會名譽常務理事。
●1982年9月18日，于北京病逝。
（記者 胡珉琦，本文轉載自《中國科學報》 2019-11-29 第4版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