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字劭西。出生于湖南湘潭。語言文字學家。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院士)。參與創建九三學社，并被選為監事。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
黎錦熙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其祖父黎世緩宦游兩粵、湖北、山西、熱河、安徽等省，父親黎培鑾是清代貢生。黎錦熙幼承家學，從塾師誦讀諸經、《文選》、唐宋諸大家詩文。他興趣廣泛、喜好作詩、繪畫、篆刻和音樂。15歲即考取了秀才。不久，以秀才的資格考入湖南優級師范學堂史地部，22歲畢業。從此開始他近70年的研究、教育事業。
黎錦熙童年和少年時代適逢甲午中日之戰、庚子八國聯軍的侵略。國家的內憂外患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震動，也給他灌輸了一種憂患意識。受當時“西學東漸”(即所謂新學、維新思想)影響，他不再埋頭于“子曰”、“詩云”，而是開始關注國家命運，渴望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
他認為救國必須振興教育，而教育之振興，尤在于普及教育，開發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編譯局編寫小學教科書時，把《西游記》的某些章回選入課本，這在當時是個創新之舉，引起教育界一片驚駭。
1915年，26歲的黎錦熙受聘為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他潛心研究語言文字，認為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議和組織下，1916年成立了“中華國語研究會”。他為該會擬定的宗旨是：一、國語統一，即規定標準語。我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方言復雜，進行國語的統一工作，意義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話文。
五四運動前夕，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學作家，創作了如《狂人日記》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話文學作品，顯示了新文學的生命力。一些封建衛道士們攻擊說：白話文學雖有“文學”，卻無“文法”，有“文”無“法”，終是無以為“文”。為了反擊這種謬論，1920年，黎錦熙與同仁在北京開辦了第一屆國語講習所，并把他寫的《國文文法系統表》同沈朵山合作改編為《國語文法系統表草案》，之后他又將其改為《國語文學》，在北京高等師范(北京師大的前身)國文系及女高師等校首創講授這門課程。他用大量例證闡明白話文不僅有“法”，而且這個“法”十分縝密，足以指導為文。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著國語文法》一書。它第一次科學地、系統地揭示了我國白話文內在的語言規律，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獨特體系的、將傳統語法體系應用于現代漢語的專門著作。這部我國“五四”以來具有重要影響的語法專著，至1959年已連續再版了24次之多。黎錦熙生前在每次再版前都要對書中觀點、體例、例句等進行修改，以求與新時代共進。
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學的“國文科”為“國語科”，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并廢除小學“讀經”。在他不懈努力下，以后的幾年，初中、高中的“國文”也改為了“國語”。他還發起領導蘇、浙、皖三省焚燒小學文言教科書運動，這場反對封建文化的斗爭，震動了全國，影響很大。與此同時，他與錢玄同創辦了《國語周刊》。
黎錦熙對祖國神圣領土臺灣省的國語運動的關懷和貢獻，更是功不可沒。他認為臺灣淪陷于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臺灣一定能夠光復。臺灣的方言極為復雜，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臺灣最需要開展國語統一運動。1944年5月，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西北師院(蘭州)、女子師院(白沙)、社會教育學院(壁山)創辦了國語專修科，為在臺灣推行國語預先培訓人才。后來，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為推行國語前往臺灣的學者達100多人，對于推進國語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錦熙對祖國統一的熱忱和遠見卓識。
屬于國語運動范圍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黎錦熙、錢玄同的策劃下組織起來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早在1917年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內就有“《國語辭典》之編訂”一項。他建議編纂《國語辭典》以填補群眾閱讀白話文學作品遇到難解之詞無書可查的空白。幾經努力，終在1923年促使“國語統一籌備會”設立了“國語辭典編纂處”。1928年他領導的“國語辭典編纂處”改名為“中國大詞典編纂處”，下設搜集、調查、整理、編著、統計五個部。計劃到1948年成書三大冊，共三十卷。那時流行的工具書只有《辭源》、《中華大字典》等幾種，至于編纂專以語言文字為內容的能給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出現的詞作一系統總結的《中國大辭典》還沒有人提起，當然就更不會有編纂這樣辭書的專業單位了。
他們的工作，是要把五代、北宋的詞和金元的戲曲、明清小說、從古到今的字書、詞典所沒有收錄的詞語，統統加以搜集、整理、注釋。規模宏大，頭緒紛繁。盡管他們做了充分準備和大量工作，并已先后印出了《中國大辭典樣本稿》、《中國大辭典長編》，卻由于經費不足、戰亂頻仍而未能成書，著實令人扼腕嘆息!但值得告慰的是，他們的辛勤勞動沒有白費：黎錦熙把所剪錄的數百種書報、依音序裝屜儲存排定整理的300多萬張卡片完好地保存下來，在新中國成立后全部捐獻給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這些歷盡千辛萬苦的珍貴檔案，發揮了巨大作用，為我國編纂大型辭書詞典提供了異常豐富的資料和極其寶貴的經驗。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在黎錦熙的領導下，以有限的人力，先后編輯出版了《國語詞典》、《增注國音常用字匯》、《新部首國音字典》、《增注中華新韻》、《北平音系十三轍》等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應社會之需編寫出版的《學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漢語詞典》等多部工具書；培養了一批精熟編纂字典、詞典的專門人才；還為出版事業開辟了一條編輯與出版分工的新路。這也是我國出版史上非常值得記載的一頁。黎錦熙一直想編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大辭典》，直到晚年，他還向中共中央寫了“請中央組織《中國百科大辭典》的編寫工作的建議”。
為了推進中國的文字改革，黎錦熙在1922年便與錢玄同、楊樹達等人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把中國的新文字定名為國語羅馬字。1923年，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等11人組成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會，研制國語羅馬字。1926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錦熙、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6人組成的“數人會”共同擬定的。這是現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黎錦熙提出建議由國家鑄造“漢字注音銅模”。這個建議于1935年獲得實行。他主選“注音漢字”6788個，并多方奔走呼號，委托商人承鑄。這樣，小學課本、兒童課外讀物、民眾讀物就可以用“注音漢字”字模排印，這對掃盲運動和兒童識字幫助很大。但由于1937年七七事變的發生，國難當頭，華北危急，辛辛苦苦制成的注音字模，落入日本占領區，推行注音字母的希望化為了泡影。但后來臺灣實行了他的主張：《國語日報》和很多注音讀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經常出版，銷售量很大。臺灣是我國第一個普及國語的省份，在這里部分地實現了黎錦熙的理想和愿望。
黎錦熙長期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他與趙元任、錢玄同等人確定了北京話為國語標準音。他在推廣普通話、從事文字改革運動中，十分注意推廣“標音字母”標音，用他主編的《國音常用字匯》查字、認字，能很順利地掌握四聲。按音序去查他主編的《國語辭典》，立即能把所需要的詞找出來。
黎錦熙的名字，黎錦熙的生命緊緊和文字改革連在一起。從最初的倡導、組織到規定標準音與標準語，制定符號、音標；從注音字母、注音符號到國語羅馬字、拼音文字；從南北協議定音，京音、京語到普通話；從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雙拼”等等，無役不從，或主持，或參與，實際調查，采擇眾議，審古酌今，不斷加以修訂、改進，日臻完善，務期既合于音理，又便于實際應用。近70年來我國有關國語運動、文字改革的工作前進的每一步，都熔鑄著黎錦熙的心血與汗水。
1949年，北京剛解放，黎錦熙就被毛澤東指定和吳玉章、馬敘倫、范文瀾、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組成“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會上，吳玉章在開幕詞中指出：“1926年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等人在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擬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這就使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進了一步。”1958年，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里又說：“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人制定‘國語羅馬字’的功勞是不能不承認的。”對文字改革工作，黨和政府給予了充分肯定與支持。
“文革”期間，黎錦熙雖受到黨中央保護，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諸方面受到干擾、迫害，但即使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他也并沒有停止研究，還寫下了近30種學術論著。1972年，他將自創的“漢語雙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說”親自交給周恩來。
粉碎“四人幫”后，他歡欣鼓舞，渴望在科學的春天做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寫了《崢嶸歲月中的偉大革命實踐——回憶建黨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動》；1978年，他上書黨中央，提出在發展自然科學的同時盡快發展社會科學的建議，又向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匯報了漢字與機器相結合的具體方案。沒過多久，他因病住進醫院。病中他仍時刻關心著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進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艱難地舉著插有輸液針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審訂著他在北京地區語言學科規劃會上的書面發言稿，他在發言稿末尾深情地寫道：“我今年已滿八十九歲，風燭殘年，但我要活到老，學習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貢獻給祖國的語文教育事業!”他計劃著出院后的科研工作，憧憬著科學春天的美麗藍圖。然而，僅過了10多個小時，他就溘然與世長辭了。他對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黎錦熙從事語文教學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討的領域很廣，對于語言學、文字學、詞典學、語法學、修辭學、教育學、目錄學、地理學、史學、佛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和豐富的著述，僅有關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著作，計論文就有300多篇，專著30余部。他在文字改革、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和詞典編纂方面，尤其做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數十年來，他還為祖國培養了許多語言文字工作者和專家，影響所及，遍于海內外。
黎錦熙不僅是一個語言學家，一個學者，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革家，一個始終為了中國的富強、進步，貢獻了其畢生精力并做出巨大貢獻的人。
黎錦熙先后當選為第一、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學社監事，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常委。
主要論著
1.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商務印書館，1924。
2.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1934。
3.黎錦熙、劉世儒，建設的“大眾語”文學，商務印書館，1936。
4.黎錦熙、劉世儒，修辭學比興篇，商務印書館，1936。
5.黎錦熙、劉世儒，注意符號與簡體字，商務印書館，1937。
6.黎錦熙、劉世儒，中國語法教程，天津大眾出版社，1952。
7.黎錦熙、劉世儒，同音字典(合編)，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8.黎錦熙、劉世儒，中國語法中的“詞法”研討，中國語文，1953(9)。
9.黎錦熙、劉世儒，詞類大系，中國語文，1955(5)。
10.黎錦熙、劉世儒，從漢語的發展過程說到漢語規范化，中國語文，1955(9)。
11.黎錦熙、劉世儒，漢語語法教材，商務印書館，1957、1959、1962。
12.黎錦熙、劉世儒，漢語釋詞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7。
13.黎錦熙、劉世儒，文字改革論叢，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14.黎錦熙、劉世儒，漢語復句學說的流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國語文，1957(6)。
15.黎錦熙、劉世儒，漢語復習新體系的理論，中國語文，1957(8)。
16.黎錦熙、劉世儒，漢語語法的科學體系和學科體系，北京師大學報，1957(2)。
17.黎錦熙、劉世儒，漢語拼音字母的科學體系，中國語文，1958(4)。
18.黎錦熙、劉世儒，漢字構詞法和詞素研究，北京師大學報，1959(5～6)。
19.黎錦熙、劉世儒，略談漢字簡化三原則，光華日報，1960年8月25日。
20.黎錦熙、劉世儒，語法再研討—代詞和代名詞問題，中國語文，1960(6)。
21.黎錦熙、劉世儒，拼音字母和文化革命，人民日報，1960年4月14日。
22.黎錦熙、劉世儒，對于難字注音的意見，光明日報，1961年11月1日。
23.黎錦熙、劉世儒，語法術語通釋，北京師大學報，1962(4)。
24.黎錦熙、劉世儒，漢語規范化論叢，文字改革出版社，1963。
25.黎錦熙、劉世儒，論現代漢語中的量詞，商務印書館，1978。
26.黎錦熙、劉世儒，對語言學科規劃的幾點意見，中國語文，197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