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最后的島嶼。”
每當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時，王選總是用釋迦牟尼圓寂前對弟子說的這句話鼓勵自己，永不放棄。
王選，1995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2018年12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并獲評“科技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者”。對他的事跡簡介中這樣寫道：
“他主持研制成功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方正彩色出版系統得到大規模應用，實現了我國出版印刷行業‘告別鉛與火，邁入光和電’的技術革命，成為我國自主創新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行業的典范。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從左至右依次為九三學社社員王選、黃昆、師昌緒、謝家麟、程開甲。
“逆潮流而上”
1974年8月，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簡稱“748工程”)設立。經過王選的努力，其中的漢字精密照排子項目的研發任務被下達給了北大。
蓋了三個大紅印章的紅頭文件明確規定，“748工程”采用二代機方案。但王選卻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選擇：跳過日本流行的光學機械式第二代照排系統，跳過美國流行的陰極射線管式第三代照排系統，直接研究國外還沒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
面對鋪天蓋地的爭議，王選找到賞識他的“748工程”辦公室主任、電子工業部計算機工業管理局局長郭平欣：“搞應用研究必須要有高起點，著眼系統成熟時未來的國際技術發展，否則，研發出來的成果已是落后的。我們不能跟在國外先進技術后面東施效顰，費力不討好！”
“你的想法我非常贊同，”郭平欣欣賞地說，“我沒有看錯人，可以搞！”
四代機方案最終獲得立項，北京大學成立了“748工程”會戰組（北大計算機研究所的前身），由王選負責整個系統的總體設計和研制工作。
就在原理性樣機研制的關鍵時刻，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世界印刷業巨頭大舉進入中國。王選沒有知難而退，而是選擇了決戰市場。
他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有種“逆潮流而上”的感覺，這個決戰市場的過程是九死一生的，松一口氣就會徹底完蛋。
1987年5月22日，《經濟日報》的四個版面全部開始采用北大的華光Ⅲ型漢字激光照排系統。近十天中，系統的軟硬件問題層出不窮。經濟日報社幾乎每天都會刊登向讀者的道歉信。好在，故障一一排除。
1989年，華光Ⅳ型機開始在全國新聞出版、印刷業推廣普及。這年年底，英國蒙納公司、美國王安公司等來華研制和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先后放棄競爭，退出中國。到1993年，國內99%的報社、90%以上的黑白書刊出版社和印刷廠采用了以王選技術為核心的國產激光照排系統，中國傳統出版印刷行業被徹底改造。
2001年，中國工程院評選“20世紀我國重大工程技術成就”，王選掛帥的“漢字信息處理與印刷革命”以一票之差位居“兩彈一星”之后，排名第二。
“一個有市場頭腦的科學家”
北大新技術公司成立之初，與北大計算機研究所是技術轉讓與合作的關系。隨著業務的發展，雙方在科研管理、人才使用、轉讓費支付等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王選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兩者不能分道揚鑣，而應該結合得更緊密，更科學有效。他提出了“頂天立地一條龍的產學研結合模式”：“頂天”即不斷追求技術上的新突破，“立地”即把技術商品化并大量推廣、應用。
他的建議得到了校方的支持。1992年，北大方正集團公司正式成立。不久后即投資500萬美元，與香港商人張旋龍的金山公司合資成立了香港方正。
王選想把排版系統推向海外市場，張旋龍懂市場、有海外資源，雙方開始合作。
1996年1月23日，王選與張旋龍抵達臺北“打天下”。當晚，王選收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王選認為這次機會不易，沒有聽從建議馬上回去處理后事，繼續在臺灣待了一個多星期，開會、演講，引發空前轟動。只是在無人時，張旋龍發現他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暗自神傷。
張旋龍協助將照排系統賣到了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拿下了海外中文報紙排版系統80%的市場，實現了幾乎100%的員工本地化。
1995年，方正開始進行股份制改造，計劃在香港上市。北大計算機研究所與方正集團聯合成立方正技術研究院，王選擔任院長。
12月21日，方正以紅籌股方式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王選掛名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張旋龍擔任總裁。
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說法：王選已經從學者轉型為“儒商”，正式下海。王選自己卻一直很清醒地認為，自己不是一個“企業家”，只是“一個有市場頭腦的科學家”。他名片上的身份一直寫的是“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而不是“董事局主席”。但張旋龍認為，其實王選的市場眼光十分精準。
方正在香港上市這天，王選站在香港聯交所交易大廳發表演講，他說：“我們不把中文出版系統進入海外市場看作走向國際的標志，只有非中文領域的產品大量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才算真正的國際化。”
1997年，方正集團與日本第二大雜志社——日本株式會社利庫路特（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簽約儀式，該公司花400萬美元購買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統。
1994年，王選與妻子陳堃銶一起查看漢字激光照排系統輸出的排版膠片。
知識分子的一面旗幟
王選曾說，有三件事讓他興奮不已：一是在攻克技術難關時，冥思苦想，幾周睡不好覺，忽然一天半夜靈機一動，想出絕招，使問題迎刃而解；其二是苦苦開發的產品實現了產業化，被用戶大規模地使用；三是發現年輕的杰出人才并委以重任。
1993年春節，王選利用假期廢寢忘食搞出了一項科研。節后上班，他興奮地把研究成果拿給自己的學生劉志紅看。25歲的劉志紅說：“王老師，您設計的這些都沒有用，IBM的PC機總線上有一條線，您可以檢測這個信號。”
這件事讓王選產生了退出科研第一線、全力扶持年輕人的想法。不久后，他任命了3個年輕的研究室主任，分別是36歲的肖建國、28歲的陽振坤和28歲的湯幟。
即便事業如日中天，王選也一直保持著危機感。他清楚，以技術發家、以技術為本的企業，最大的風險是技術是否一直領先，這就是領先的脆弱性。他提醒，要警惕“成功是失敗之母”。
1997起，年過六旬的王選開始退出管理一線。2002年，他宣布辭去方正控股（原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職務。他幽默地形容自己是“努力奮斗，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峰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
王選說，世界上少有60歲以上的計算機權威，只有60歲以上犯錯誤的一大堆人，所以千萬不要把所有院士都看成當前的學術權威。他還說，要警惕“馬太效應”。這個馬太效應現在體現在我的頭上很厲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選領導，其實我什么都沒有領導起來，工作都不是我做的。”
九三學社作為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參政黨，此時非常需要王選這樣的旗幟性人物的加盟。1994年至1995年，時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吳階平多次在看望王選的時候做他的工作，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也在不同場合向王選介紹多黨合作和民主黨派的情況。
起初，王選猶豫了，他認為自己作為科技工作者，畢生應該獻給他所珍愛的計算機應用技術。但是，當他認識到這是大局需要時，他做出了鄭重抉擇。
1995年，王選當選為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1996年當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1998年當選為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2000年10月初的一天，王選確診患肺癌。在患病的5年多時間里，他仍然忍著病痛堅持參加調研，積極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參加了19次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層協商會議，340余次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政務活動，寫了11萬字的各類文章。有時放療剛結束便趕赴會場，發著低燒還在看文件、寫文章。由于經常住院和治療，他無法去單位，便打電話約請有關人員來家中，通過這種方式談話近500人次。
2006年2月12日晚上，王選突然消化道大出血，病情惡化。2月13日上午11時03分，王選安詳離世，享年69歲。
王選曾以《后漢書》與大家共勉：“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為方正之士矣。”
可以說，他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這段話。
（本文刊登于2019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增刊《與共和國同行——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70年紀念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