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善寶（1895—1997），浙江諸暨人，著名農學家。金善寶是九三學社創始人，第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屆、第四屆中央常委，第六屆、第七屆中央副主席，第八屆、第九屆中央名譽主席。
心系延安，支持大生產運動
抗戰時期，金善寶隨著中央大學內遷陪都重慶。當時國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攜手合作、共同抗日。新華日報社遷到重慶后，在化龍橋附近一個小山上設了辦事處。金善寶和梁希、潘菽、涂長望等進步教授，經常到報社去探聽敵后前線戰況，請潘梓年、章漢夫講解時事。有時還請周恩來為大家傳達毛澤東對國內外形勢的精辟分析，每次都頗有教益。金善寶身體雖不好，但只要一聽說到新華日報社去，馬上就拿起拐杖一同前往。從學校所在的沙坪壩到新華日報社，要走很長一段山路。在這段山路上，布滿了特務，暗中監視過往行人，非常危險。但大家出于強烈的愛國心和對毛澤東、共產黨的信任，不顧危險，積極前往。
1938年7月，為了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學校設立了一個獻金臺。校長捐了30元，有些教授捐了10元、5元不等，金善寶擔心這些獻金會落入某些貪官污吏的腰包，就主動到新華日報辦事處去捐了100元，請辦事處轉交給八路軍前線將士。他對辦事處的同志說：“我相信毛主席，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軍將土身上。”到了秋天，學校又號召向前線將土獻送寒衣，他和梁希教授商量，把寒衣款送到新華日報辦事處。金善寶去后第二天，《新華日報》專門登出一條消息：“梁金先生為抗日戰士捐贈寒衣款200元。”
1942年，聽說延安搞大生產運動，金善寶很想去延安，為抗戰作一點貢獻。他去找林伯渠談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林老為他寫了一封介紹信，后來因為身體不好沒有去成，只好把介紹信退還給林老。林老懇切地對他說：“后方同樣可以干革命，不一定要到延安去。”于是，金善寶就把自己親自選育出來的“中大2419”等幾個小麥優良品種，托新華日報辦事處送往延安，表達他對延安大生產運動的一片心意。后來，鄧穎超親自對他說：“延安已經收到你的小麥種子了，同志們都很感激你。”聽到這個消息，金善寶感到十分欣慰。
在毛澤東的感召與鼓勵下，許德珩、褚輔成、張西曼、梁希、潘菽和金善寶等進步知識分子組織的民主科學座談會，經常在一起議論時局、切磋時政，主張內爭民主，外御強寇，擁護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演進為九三學社。
重慶會面，希望毛澤東早日離渝回延安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為了欺騙輿論，邀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在美國大使赫爾利和張治中將軍的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與周恩來、王若飛等一起，從延安乘飛機到達重慶。
毛澤東在談判期間，多次抽時間接見了重慶市各界代表和社會進步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各項政策。后來又在嘉陵江畔張治中的住宅親切地接見了金善寶、梁希、潘菽、涂長望、謝立惠、李土豪、干鐸等進步教授。
毛澤東首先問他們：“各位對時局有什么看法嗎？”梁希首先回答：“我感到很苦悶。”毛澤東聽后連聲說：“噢、苦悶，噢、苦悶，噢、苦悶”，一連說了三次。金善寶坐在后面，毛澤東問：“那位白發老先生有什么意見啊？”當毛澤東知道金善寶剛50歲時，便伸出兩個手指笑著說：“啊！我比你大兩歲。”金善寶遞給毛澤東一張自己的名片后，說：“革命是要流血的，孫中山先生為了求得和平，讓位給袁世凱，終于遭到二次革命的失敗。看目前形勢，蔣介石對和平談判并沒有誠意，今后的內戰還是要打的。重慶是虎狼之地，不宜久留，希望毛主席早日離渝回延安。”毛澤東聽了，頻頻點頭。
與毛澤東見面后，金善寶對中國共產黨更具信心，更加積極主動地投入到響應中國革命的活動中。他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反壓迫和營救進步學生的斗爭。他堅信一個嶄新的中國，一定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
毛澤東的關心、信任與保護
新中國成立了，金善寶歡欣鼓舞。
原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之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金善寶為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
1950年4月，毛澤東任命金善寶為華東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副部長；
同年6月，毛澤東任命金善寶為南京市副市長；
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南京大學農學院與金陵大學農學院合并，改名為南京農學院，毛澤東任命金善寶為南京農學院院長；
1952年11月，毛澤東為金善寶簽發第五張任命書，任命他為江蘇省人民政府委員。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給金善寶的五張任命書表達了黨和政府對這位知名科學家的無限信任，無限關懷；每張任命書都給了金善寶無窮的力量。從此以后，他這個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黨的陽光沐浴下，將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一技之長。
“文革”期間，每年“五一”“十一”，毛澤東都給金善寶發出請柬，請他登上天安門觀禮臺觀禮。這種榮譽無形中保護了金善寶，使他能夠避開種種干擾，克服重重阻力，騰出時間和精力，利用中國幅員廣闊的自然條件，潛心進行農業科學實驗，為發展我國的小麥生產，提高小麥育種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來源：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