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學社正在舉辦慶祝創建75周年的相關活動。這意味著，1945年9月3日是九三學社社慶紀念日的基點。與此同時，社內外也存在一種疑惑：《九三學社簡史》記載，九三學社成立于1946年5月4日，為何將九月三日確定為創建紀念日，而不是五月四日？
要解答這一疑惑，我們需要梳理清楚九三學社社慶活動的淵源流變及其原因，亦即：在九三學社的發展史上，五月四日與九月三日有著怎樣的內涵與意義？九三學社社慶活動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演變？
建國前關于九三學社發起與成立的敘述
1949年以前的社史資料相對缺少，現在收集到的重要資料包括：九三學社成立的報道，發表于重慶《新華日報》1946年5月6日第3版；《九三學社》手稿，原文沒有作者與日期，經筆者研究判斷作者為許德珩，作于1946年底，原件現藏于社中央檔案室；《許德珩致笪移今的信（二十二通）》，寫于1946-1947年，原件藏于國家博物館；《北平社員向全社征求總社設于何地的意見函》，落款為“九三學社在平社友仝啟”，作于1947年5月4日，原件現藏于社中央檔案室；《九三學社概要》，落款為“許德珩 薛愚 黃國璋 潘菽 笪移今”五人，作于1949年6月，正式文稿現藏于中央檔案館，社中央檔案室藏有手寫稿。
經過比較研究，我們發現這幾份史料都涉及九三學社的發起與成立等關鍵問題，但它們的側重點并不一致，在表述上存在著細微差別：
1946年5月6日，重慶《新華日報》以《九三學社開成立大會》為題作了報道，“本市消息：九三學社于五四紀念日下午三至七時開成立大會……首由褚輔成致開會詞，許德珩報告籌備經過，稅西恒報告社費收支賬目。”同版刊登的《成立宣言》稱：“本學社發起于日寇敗降，國際的民主勝利，與世界的和平奠基之日。”報道明確告知，九三學社于1945年9月3日發起，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
撰寫于1946年底的《九三學社》手稿（局部）
寫于1946年底的《九三學社》手稿，分為回顧成立簡史、分列時政主張兩部分。在回顧成立簡史部分，寫道：“九三學社是戰時由在重慶的一部分文化教育界、金融工商界的朋友們以及其他的自由職業者們一種座談會的集會演進而成立的……三十四年九月三日，也召開了一次談話會，為紀念國際的民主勝利，這談話會上有人提議取名為‘九三座談會’，這提議為大家所贊成……到了五月四日，就在重慶開了成立大會，這就是‘九三學社’成立的簡史。”在分列時政主張部分，第五條敘述成立大會事，“這次集會雖有不少的社員離渝還都，而到會的仍極踴躍。當即發表宣言，通過簡章，選舉理監事，并聚餐。規定每年五月四日，為本社成立大會紀念日。”第九條敘述“三十五年九月三日，為國際的民主勝利周年紀念日，亦為本學社發起之周年紀念日，留渝及京滬同人，除分別集會外，共同發表宣言，載京滬各報。”由此可知，《九三學社》手稿認為九三學社有兩個值得全社慶祝的日子，分別是5月4日的成立大會紀念日和9月3日的發起之紀念日。
許德珩1946年8月31日致信笪移今，稱“褚先生昨亦來函，以‘九三’將屆，學社對時局宜有所表示。此間留人不多，今日集會擬定數點，今寄來，擬請在滬同人斟酌，并請送滬上各報發表。‘九三’那天此間擬集會一次，滬上亦請商之各位同仁進行為荷。”1947年4月28日致信稱，“九三去年五月四日在渝成立，上周留平同仁集議，本年一周年紀念，渝、滬、漢、京、平各地除集會外，同時發表宣言。”5月2日補充說“留平同人僅擬五四聚會，不作大規模招待。”由此顯見，在褚輔成、許德珩等創始人眼中，9月3日與5月4日都是值得九三學社集會慶祝的日子。
作于1947年5月4日的《北平社員向全社征求總社設于何地的意見函》，開篇就說，“敬啟者：在平社友于五月四日本社成立周年紀念之辰，曾集會慶祝，爰經全體決議，向我各地全體社友共申賀意，并奉告數事。”明確宣告1947年5月4日為“本社成立周年紀念之辰”，與《九三學社》手稿稱5月4日為“成立大會紀念日”，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別；此后采用的是“成立周年”的說法。
《九三學社概要》于1949年6月17日向新政協籌備會提交，對于九三學社被列為參加新政協的45個單位之一，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它繼承了《九三學社》手稿的結構，但在內容上作了不少調整，如1946年“五月四日，宣言五四時代所揭櫫的‘民主’‘科學’兩大目標，仍為今日中國所必需，號召全國青年及各界人士，發揚五四精神，繼續奮斗”；強調1946年“九月三日為國際民主勝利周年紀念日，亦為本社發起之周年紀念日，京、滬、渝、平社友共同發表宣言，要求反動政府停止屠殺人民的戰爭”；1947年“五四周年重申‘民主’與‘科學’的需要，以及本社誓為其實現而奮斗的決心”；最后總結說，“本社創立以來，將及四載，社友因工作關系，散布國內外的每個角落，但對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及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斗爭工作，四年如一日，未嘗稍懈。”可以發現，這份文稿盡管提到1947年5月4日時稱為“五四周年”，暗含著此日是九三學社成立一周年紀念日的事實，但它并沒有直接闡述5月4日與九三學社的關系，涉及五四時強調的是民主與科學的奮斗目標；文稿明確指認1946年9月3日“為本社發起之周年紀念日”，總結中說“本社創立以來，將及四載”，也意味著九三學社創立于1945年9月3日。因此，無論是指明紀念日期，還是概括創立以來的奮斗史，《九三學社概要》都著重強調九三學社發起或創立于1945年9月3日，對九三學社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的史實著墨不多。
綜合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向新政協籌備會提交的《九三學社概要》存在突出1945年9月3日為發起紀念日的傾向，但并未否認1946年5月4日為正式成立日的歷史事實。在1949年建國以前，九三學社大體上平等對待9月3日與5月4日，將前者稱為發起紀念日，后者稱為成立（大會）紀念日。也就是說，在此期間，5月4日和9月3日，都是九三學社的社慶日。
1951年至1957年的社慶活動
新中國成立后，九三學社多數社員認為本社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曾著手起草解散宣言，預備解散。后來在毛澤東、李維漢等領導同志的直接關懷下，1950年4月決定保留組織，繼續發展。但從新政協召開到1950年8月將近一年的時間里，九三學社基本沒有開展活動，也就不存在社慶活動。
根據《九三社訊》、社史檔案等歷史文獻，九三學社建國后的社慶活動始于1951年，此后每年都舉行慶祝活動，直至1957年。從1951年起，九三學社在5月4日與9月3日這兩天都舉行紀念活動，但在五四當天明確表明紀念“成立周年”，九三當天則側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也適當勾勒9月3日與九三學社的歷史淵源。
這種區分，可以從1951年的慶祝報道中清楚看出。1951年5月4日下午，九三學社“為了紀念劃時代的‘五四’運動32周年，并慶祝本社五周年的社慶……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大會……許主席致詞，他簡單的介紹本社的斗爭史，略謂……在五年前的今天，我們九三學社在重慶正式成立。” 1951年9月2日，九三學社舉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六周年紀念大會。在此前后，許德珩發表了兩篇紀念文章，他說：“我們九三學社今天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日，更有其特別深長的歷史意義。1945年9月3日，我們為了紀念國際民主斗爭的勝利，為了紀念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改用了九三學社這個名稱。”“我們九三學社的同人……1945年9月3日，我們為紀念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民主斗爭的偉大勝利，很光榮的改稱九三學社。”不再突出九三學社發起于1945年9月3日，而更強調名稱上的關聯。
1952年9月，北京大學醫學院支社《請確定本社紀念日案》的提案。
雖然從1951年起，九三學社試圖明確區分五四與九三的內涵，將5月4日確立為成立周年紀念日，9月3日則與全國共同慶祝抗戰勝利，淡化了九三社慶日的含義。但由于9月3日與九三學社在名稱上的天然親和性，仍有社員認為9月3日是九三學社的生日，客觀上需要總社予以明確。方亮，在九三學社建國初期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社員，他1952年8月在朝鮮戰場致函許德珩說，“許主席：我社誕生的日子就要來到了，我在反細菌戰的最前線某地熱烈地慶祝‘九三’這一國際民主反法西斯勝利的紀念日，遙想社內一定也在熱烈地舉行著盛大的慶祝會呢！”1952年9月11日至20日，九三學社第二屆全國工作會議擴大會議召開。在大會上，北京大學醫學院支社提交了一份名為《請確定本社紀念日案》的提案，“現在本社紀念日是‘五四’又是‘九三’，但一個社不能有兩個成立紀念日，似有確定的必要，使各社員易于遵守并紀念。”研究討論后，總社專門下發通知加以明確，“本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慶成立，因此，本社成立紀念日，應明確規定為5月4日。本社原名民主科學社，于1944年11月開始籌備，至1945年9月3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乃改名為九三學社，因此，9月3日又與本社具有歷史的淵源。每年是日亦應特別慶祝，希轉知全體社員知照為要。”通知的內容與上述許德珩的紀念文章基本一致，都明確5月4日為成立紀念日，也強調9月3日與九三學社存在歷史淵源。
1952年10月，總社關于規定本社紀念日的通知
從1951年起，九三學社每年5月4日都舉行成立周年紀念活動，1952年更是以通知的形式明確了5月4日為成立紀念日。1957年4月24日，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委員會下發通知，要求各分社、分社籌委會、中央直屬小組在五四當天舉行本社成立11周年紀念活動。通知下發后，《九三社訊》與檔案均未見社慶反饋材料。五四那天，許德珩主席與水產部青年談五四運動，未見出席社慶活動。可以推測，1957年5月4日，九三學社沒有像前幾年那樣舉行社慶活動。1957年6月之后，整風、反右愈演愈烈，自然無暇顧及社慶。因而自1958年起，直至1985年，接近三十年，基本查找不到任何有關社慶的文字材料。
1985年以來的社慶活動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各民主黨派逐步恢復活動。時隔21年后，九三學社于1979年10月11日至20日召開第三次全國社員代表大會，為今后的發展指明方向。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九三學社的工作重心在于積極推動落實撥亂反正各項政策，恢復、發展各級社組織，參與四化建設，暫時顧不上開展社慶活動。
1985年9月，九三學社舉行了中斷多年的社慶大會，紀念建社四十周年。此后社慶活動延續至今，沒有中斷。查閱社史資料可以看出 ，1985年以來，社慶周期長短有過波動，社慶名稱稍有變換，但確定無疑的是：社慶活動始終以9月3日為中心來開展，沒有在5月4日舉行過。也就是說，從1985年起，九三學社將9月3日確定為社慶日，逐漸舍棄了另一社慶日——5月4日。
這一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
1984年10月，袁翰青寫給九三學社中央執行局的信。
時間可以追溯到1984年。這一年的10月30日，80歲高齡的袁翰青，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寫信給負責處理九三學社日常工作的社中央執行局，建議在年底舉行紀念活動。他在信中說，“本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學座談會’，當時由許主席、潘菽、涂長望等同志組織起來的，時間是1944年12月，后來到1946年才正式改名九三學社的。就社史來說，1944年到今年1984年，正好是四十周年。我想請執行局考慮，是不是在今年12月舉行一次紀念活動，這對于振奮社員的心情，加強對四化建設的努力，可能有相當的幫助。”或是受限于時間緊迫等因素，這一建議未能在1984年實行，但很可能促使社中央領導認識到，應該適時舉行社慶活動。
1985年5月20日，孫承佩，時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及社中央執行局主任，致信著名歷史學者及社史專家祁龍威，探討社慶事宜。他說，“今年九月三日，將紀念對日戰爭勝利，具有相當規模。我社成立在1946年5月4日。1945年9月3日曾開會慶祝，改民主科學座談會為‘九三座談會’。似此情況，可否在今年九月三日紀念我社四十周年？今年搞，許、潘諸老健在，全國又都紀念九三，皆屬有利條件。唯不是正式成立日期。此事兄意如何，望賜告。”由此可知，孫承佩提議在1985年9月3日舉行四十周年的社慶活動，是基于以下考慮：1945年9月3日改名為“九三座談會”，基本奠定了九三學社的名稱，值得慶祝；重要創始人許德珩、潘菽等人都健在，但年歲已高，社慶活動宜早不宜遲；全國都將在九三當天舉行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紀念活動，我們可以利用時機，借勢社慶，擴大影響。他的顧慮之處在于要怎樣才能做到名符其實，因為九三學社“成立在1946年5月4日”，1985年9月3日不應該舉行“成立四十周年”的社慶活動。我們沒能查找到祁龍威對此信的回函，但根據此事的進展，他很有可能建議將“成立”改為“建社”，或其他近似詞匯。
1985年5月21日下午，執行局召開47次會議（擴大），決定召開九三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但在7月9日下午召開的執行局第53次會議上，“成立”已變更為“建社”，討論了“許老在抗戰勝利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稿和在我社建社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稿。”可以推測，在5月21日至7月9日這段時間內，社中央領導及社史專家經過核查社史、斟酌名稱后，最終舍棄了違礙史實的“成立”，確定社慶名稱為“建社周年”。
1985年9月2日下午，九三學社建社四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這次紀念大會奠定了九三學社現有的社慶格局，此后的社慶活動始終以9月3日為中心來開展。
9月3日是九三學社的社慶日，這個共識在1985年明確了下來，但歷次社慶的措詞稍有不同。這一時期用得最多的詞匯是“建社”，2015年70周年社慶時改用“創建”，在建國前，也曾用過“發起”、“創立”等詞語。通過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確定，發起、創立、建社、創建，所指稱的史事是一致的，時間都指向1945年9月3日。據《九三學社》手稿，這一天是“九三座談會”正式命名的日子。
結論
縱觀九三學社創建以來的歷次社慶活動，可以劃分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創建至建國前，只要具備條件，在5月4日與9日3日均開展社慶活動；第二階段，1951年至1957年，在5月4日開展“成立周年”的社慶活動；第三階段，1985年以來，以9月3日為中心開展“創建（建社）周年”的社慶活動，更加重視逢十的社慶活動。
通過考述歷次社慶活動，我們可以確定：創建以來，九三學社就存在兩個社慶紀念日，即5月4日和9月3日，社慶日無論定為五四還是九三，都能在歷史上找到依據，都具有正當性。其差別在于，嚴格說來，五四是成立周年紀念日，九三是創建（發起、創立、建社）周年紀念日；“成立周年”社慶的時間從1946年5月4日算起，“創建（建社）周年”社慶的時間從1945年9月3日算起。總覽九三學社創建以來的歷次社慶活動，是基本考慮到了這種細微差別的。而從具體的社慶活動來看，1985年以來，九三已成為九三學社上下共識的社慶紀念日，也是唯一公開慶祝的社慶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