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一呼
顏福慶原是無黨派人士，虔誠的基督教徒。1956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統戰政策鼓舞下，他欣然加入九三學社。
1956年下半年，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在調查研究后，制定了“爭取關鍵性人物”的組織發展方針。因為在一個單位發展了關鍵性人物，就有了“旗幟”，就能帶動群眾，便于發展其他對象。上海分社主委盧于道推薦了顏福慶。盧于道與顏福慶有深厚的友誼，他們是圣約翰大學的校友、上醫的同事（盧于道曾受聘于上醫教生物），后來又成為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的負責人。
彼時，全上海醫務界的九三學社社員僅寥寥7人，組成一個醫務小組。顏福慶的加入，如同在醫務界樹立起一面九三學社的“旗幟”。為推動社務工作，顏福慶不顧年老體弱，親自出馬，登高一呼，把周圍的同行、后輩都鼓動起來，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以及其他醫務界的骨干紛紛聚集到麾下，組織很快壯大了起來。這一舉動，一時被傳為佳話。在上海分社，顏福慶是年齡最大的老前輩，人們都尊稱他“顏老”。
九三學社老社員蘇懷一清晰地記得，1956年九、十月間，當時蘇懷一剛調入上海分社工作不久，顏福慶自費邀請百余位滬上名醫，在茂名南路政協文化俱樂部（今花園飯店）聚餐。“在寬松、友好和敘舊的氣氛中，顏老侃侃而談，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宣傳中共的統一戰線方針、知識分子政策，轉而講述九三學社的歷史、性質和作用，說得娓娓動聽，引起一片掌聲。”
在顏福慶的感召下，上海一大批著名西醫和他的學生、同事如榮獨山、蘇德隆、郭秉寬、王淑貞、林飛卿、董承瑯等紛紛加入九三學社。一年后，醫務界的九三學社社員，從原來僅有7人的醫務小組，發展到擁有81人的大支社，分布在全市22個醫務單位。顏福慶所在的上海第一醫學院，成立了第一個醫學院的九三學社支社，成員發展到58人，成為九三學社在上海醫務界的大本營。當時的上醫黨委書記兼院長陳同生同志曾風趣地對顏福慶說：“在我們上醫，九三學社是除中共之外的第二大黨！”
從1956年到1966年“文革”爆發，上醫支社經過四次換屆改選，顏福慶德高望重，四次連任主委。當時的副主任委員是王有琪、王淑貞，委員有葉英、雷學熹、榮獨山、戴天右、袁開基、劉大椿、王鵬萬、徐蔭祺、陳化東等。顏福慶帶領社員自覺接受上醫黨委的領導，從參政黨角度，對學校的醫、教、研各項工作積極建言獻策，真正做到了與共產黨“肝膽相照”。
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由于組織發展方針正確，社員人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從1956年2月底的159人，增加到1957年2月底的1195人。在黨的統戰政策引導下，上海分社壯大了力量，實現了歷史性的大發展。這里面，也有顏福慶的功勞。
對臺灣廣播
1954年12月，美國和臺灣方面簽定所謂《共同防御條約》，臺海局勢驟然緊張。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三軍嚴陣以待。1955年1月，浙江前線部隊向大陳島的外圍據點一江山島發起攻擊，全殲蔣介石軍隊千余人，一舉解放一江山島。接著，相繼解放大陳島、漁山島、披山島等浙江沿海島嶼，解放臺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56年1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宣布，我們除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爭方式解放臺灣，還要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在同年6月召開的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周恩來又作了關于解放臺灣的報告。臺灣問題一下子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1956年9月15日，九三學社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對臺灣廣播宣傳工作的通知》，決定從9月開始，社內每月安排三到四人參加對臺廣播，“擴大和平解放臺灣政策的思想影響，激發臺灣方面人士的愛國熱情，為和平談判創造條件”。上海分社首批確定復旦大學余日宣、上海第一醫學院顏福慶、上海第二醫學院倪葆春三人參加廣播。
顏福慶接到任務后，精心準備，反復推敲，最后定下了長達2700余字的廣播稿。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特派記者李楓和上海分社楊羽白、蘇懷一陪同下，親自到位于北京東路外灘的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錄音。
臺灣的醫務界的同道們、朋友們：
今天我能有機會通過廣播向你們講話，我內心非常愉快。我是一個老醫務工作者，在臺灣的同道們，不少是我過去的老同事。我被愛國心和責任感所驅使，覺得有向你們廣播的必要。我愿誠誠懇懇地向你們傾吐我的肺腑之言。
親切、祥和的簡短問候之后，顏福慶用“濃重的上海鄉音并略帶幾句普通話”，愉快地和昔日的老同事、老朋友們談心。稱贊老一輩醫務界同道們，都心懷“發展醫學科學、為中國人民滅除疾病的痛苦”這一共同的崇高目標，把畢生精力投入到中國的醫藥衛生事業。經過幾十年努力，到今天已經有了收獲，已經為祖國培養出有用的醫學科學人才，現在都成為大陸醫藥衛生的骨干，深受人們歡迎。大陸醫藥衛生工作后繼有人，這些是和老一輩醫務同道們當年辛勤勞動和苦心栽培分不開的，應該引以為豪。
顏福慶和老同事、朋友們談起自己在舊中國辦學的經歷：
回想當年我從外國留學回來，看到舊中國的貧窮落后的狀況，看到廣大人民患病得不到治療，我就努力創辦醫校醫院，發展中國的醫學教育。當時我曾經想建立一個“上海醫學衛生中心”，又倡議過“公醫制度”。但中國醫學教育，辦了五六十年，總共只訓練了醫師18，000人，以中國人口之多，3萬人還得不到一個醫生。窮人生病，仍然是無醫少藥。我辦上海醫學院，辦了20多年，畢業生只500人左右，在校學生最多時也不過是500人，離開我的理想目標還是很遠很遠。
顏福慶用一系列對比，展示了新中國成立后醫藥衛生工作取得的成績：
新中國成立7年來，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經濟的落后狀況，我們現正建設重工業，隨著重工業的建設，文教和衛生事業也有了蓬勃的發展……上海第一醫學院在解放后短短7年，就有畢業生1，700人，學校規模擴大了好幾倍，現在在校學生有3000人，真正成了上海的醫學中心，不但理想變為現實，而且遠遠超過理想，我院將發展到4200人。如此龐大的計劃，是前所未有的。這正說明了我國醫學事業的飛速進展，說明政府對醫藥衛生工作的重視。
我過去的一班老同事，其中包括了年老的同道，絕大部分現在都在國內工作，大家都精神煥發，比解放前工作有勁得多了。現在祖國面貌已經煥然一新，全國人民在一心一意從事國家的建設，各方面都在迅速發展。你們是熱愛祖國、渴望祖國的富強，我想你們聽得[到]這些好消息，一定非常興奮，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貢獻于祖國偉大的建設事業。
就拿我個人來說，我雖為醫學教育服務了47年，但前40年是在舊中國工作的。在解放之初，當時我已年近70，因此就想退休。我在舊中國的40年，成就是很小的，但盡管這些微小成就，在解放后卻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受到醫界同仁的熱烈愛戴，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新中國的教育制度和醫藥衛生事業已經從為達官顯貴和富商巨賈服務中轉變為人民大眾服務了。看到醫學教育的發展有著極其遠大的前途。這些都給我很大的鼓勵，加強了我的信心和決心。我不但決定不退休了，相反倒工作得更加勤奮了。在新中國“人民教師”和“人民醫師”稱號的本身就是意味著智慧和榮譽，他們受到人民普遍的尊敬。現在政府號召向科學進軍，12年內要把我國的各種科學提高到國際水平，把落后的中國改變成科學先進的國家。由于國家建設的迅速的發展，現在各方面都感到人才缺乏，尤以高級的醫學專門人才更加缺少。
顏福慶又和老同事、朋友們談起了知識分子的待遇：
你們離開祖國多年，不但對新中國的現狀有了隔膜，甚至有某些顧慮。在你們當中，有的已經在國外成家立業，生活安定，職業、地位和待遇都比較優厚，教學研究的設備也好，考慮回國后是不是也能得到這些呢？這些顧慮是難免的，設備問題也是你們所最關心的，今天全國科學界響應政府號召向科學進軍，要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就得開辦高等學校，對于高等學校物質上的供應，如教學建筑、教學研究所需要的儀器設備圖書等等，政府都大力支持，盡力解決，絕不像舊中國時代的辦學，要向外到處募捐，教學設備左支右絀。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了……
總之，我們的努力目標是很明確的，這就是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幸福的國家。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發動一切力量來建設祖國，你們都是熱愛祖國、熱愛科學的有志之士，今天看到祖國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一定會聞風興起，毅然歸國，希望你們把有用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投入到祖國建設中來。
向科學進軍的獻禮：社員科學研究工作展覽會
1956年1月，全國知識分子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報告中向全國知識界提出了一個偉大的任務：奮起直追，力求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為此，國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并發出振奮人心的口號——“向科學進軍”。
為響應這一號召，北京、天津兩地民主黨派嘗試著舉行了“社員科學著作展覽會”，邀請當地市委書記和其他負責同志前來參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許多民主黨派成員親身體驗到黨和政府對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視，對科學家們的親切關懷。
1956年冬，九三學社上海分社決定效法北京、天津，也舉辦“社員科學研究工作展覽會”。顏福慶參與領導，精心籌劃，經過半年的準備，展覽會征集到了316位社員上千件展品，分四個展廳陳列，充分展示了上海分社強大的科研力量。
第一展廳是數學、物理、化學部分，陳列著復旦大學陳建功、陳傳璋、趙丹若、顧翼東等人的著作和論文。著名數學家陳建功把近年來的論著、講義、譯文共計15件送來展覽，居316位參展者之最。
第二展廳是生物化學、農業、醫藥、生物、地理部分。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王應睞、鄒承魯的論文《琥珀酸脫氫酶的研究》，1954年曾在比利時舉行的國際化學家大會上選為報告，他們提取的琥珀酸脫氫酶純度和活力比美國人辛格高50%。醫學方面展出了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各科專家倪葆春、葉衍慶、董承瑯、榮獨山、顧愷時、董方中、蘇祖斐等人的論著。董承瑯有關心臟方面的論文曾被英美奧等國的醫學書籍廣泛引用。葉衍慶關于正骨科的科學成就，顧愷時有關肺切除、全胃切除手術，李杏芳關于低溫麻醉，董方中關于門靜脈吻合術等論文都各有新意。徐寶彝醫師制作的“肝內管狀系統”的30具實物標本，對推進肝臟手術有顯著作用。此外，還有科學院丁光生等有關藥物的研究論文。
第三展廳是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土木建筑、歷史、財經部分。展件有交大造船學院陳大燮、周志宏、楊槱、陳學俊、許應期等人的論文、著作、講義和教材。市機電工業局胡汝鼎發明的矢量、重對數雙面尺，同濟大學教授楊欽、謝光華等人關于給排水、暖氣、通風的著作，陳從周關于我國古典建筑“蘇州園林”的研究，著名建筑師陳植、哈雄文、汪定曾等人設計的建筑圖樣都一一陳列其中。
第四展廳是冶金、語文、文藝及其他部分，展出了科學院陶瓷冶金研究所嚴東生等制成的用來代替硬質合金刀的瓷刀和從事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陳子展教授、從事拉丁文研究的謝大任教授的著作和講義等。
這真是上海分社實力的一次大檢閱。九三學社人才濟濟，事業蒸蒸日上，從展廳陳列中看得清清楚楚。
1957年5月，展覽會舉行預展。那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魏文伯一早來到永嘉路389號上海分社。由于事先沒有接到通知，分社領導還沒到場，在場工作人員感到有點措手不及。即使打電話給盧于道主委或笪移今副主委，時間也來不及，怎么辦呢？有人想到了顏老。因為顏老是老前輩，住得又比較近。
顏老接到電話后，立即驅車趕來。一進門便和魏文伯招呼握手，并連連致歉。魏書記一見這位70多歲的老人匆忙趕來，覺得很過意不去，就說，“今天不是九三學社的社慶嗎？我是來祝賀的，也順便來參觀展覽，先睹為快嘛！”兩人拉著手，邊走邊談邊看，有說有笑，氣氛十分融洽。
參觀結束后，魏文伯書記為展覽題了詞：“當前我國正處在文化、技術革命時期，九三學社科學展覽會對于組織和推動科學的發展，發揮科學家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有很大作用。”事后，在場的同志們都說：“如果沒有顏老馬上趕來接待，我們不就失禮了嗎？顏老真是位熱心人。”
這一天，上海市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人士彭康、馮德培、張江樹、蔡叔厚、何秋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負責人沈致遠、周谷城、吳藝五等70多人也參觀了展覽會。科學院生理化學研究所所長馮德培說：“展覽會作為鼓勵展開學術活動的一種辦法很值得研究。祝這個展覽會不但在社員中發生好影響，而且還在廣大學術界發揮好的影響。”民盟上海市委主委沈致遠說：“展覽會對兄弟黨派的科學家，對于整個上海科學文化界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推動。”上海規劃建筑管理局副局長蔡叔厚說：“展覽會是科學隊伍的檢閱，是向科學進軍的雛型，也是對青年科學家的啟發。”
展覽會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摘自錢益民、顏志淵著《顏福慶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