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學社”是我國民主黨派重要的一支，成立于1945年9月3日。它的產生與發展，與南京大學的前身――中央大學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
自發的“自然科學座談會”
九三學社的源頭應該從中央大學的自然科學座談會說起。
1939年春天，倉促內遷的中央大學蝸居在重慶一隅的松林坡上。中國的出路何在?那些抱著科學報國的愿望，想為貧窮落后、受人蹂躪的中國尋求出路的中央大學的教授，無不憂心如焚，徹夜難眠。潘菽、梁希、金善寶等知名教授發起組織一個“自然科學座談會”，名曰切磋學問，實為關心國事，自發地將座談會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連結在一起。
潘菽的胞兄潘梓年時任重慶新華社社長，他們通過這層關系，常去新華社駐渝辦事處聽抗日形勢報告、借閱進步書刊，有時聚集在一起共同學習自然辯證法，樹立新的人生觀。
1941年1月1日，發生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自然科學座談會的成員義憤填膺，拍案而起，毅然前往新華社所在地，公開表示他們的慰問、哀悼和憤慨。梁希、金善寶還捐款給抗日將士制作寒衣，受到中共南方局負責人的贊譽。
皖南事變后，形勢急轉直下，國統區充斥著白色恐怖，自然科學座談會也就從高潮走向低谷，慢慢停止了活動。然而，“座談會”猶如火種，深深地埋藏在與會者的心中。
走出校門的“民主科學座談會”
兩年后，梁希、潘菽、干鐸等重新聚集到一起，決心將自然科學座談會推向社會，去團結多數自然科學工作者，開創新局面，并醞釀成立新的組織形式，不久，民主科學座談會成立了。
1944年6月，盟軍開辟了第二戰場，9月，國民參政會召開，中共代表林伯渠在會上提出為挽救民族危機，必須“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立即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響應，給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指出了正確方向。當時，重慶科技、文化和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對中國的局勢發展非常關注，經常以走訪、會餐等形式聚會，互相討論，交換看法，“民主科學座談會”就是在這種民主運動高漲的大氣候下萌生的。原為中國民盟成員的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家就經常聚集著一些進步的科學工作者，中央大學的涂長望、梁希、潘菽、干鐸、何魯等更是許家的常客。
1944年底，抗戰勝利的形勢日趨明朗，大家認為應把座談會的形式固定下來，定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成為有組織、有目的的政治性學術團體。
毛澤東說，九三應辦成永久性的組織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正式簽字。從此，經過八年艱苦卓絕斗爭的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全國人民沉浸在喜慶歡樂之中。民主科學座談會也就在9月3日。舉行慶祝大會，會上有人提出：民主科學座談會“這個名稱政治意義不強，不如改名為“九三座談會”，以紀念這一光輝的日子，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和贊許。于是，民主科學座談會正式更名為“九三座談會”。
隨著抗戰的結束，內遷的機關和學校即將復員回到各自原來的地方。座談會成員，來自天南海北的研究機關和學校搬遷后即會各奔東西，座談會這一組織能否繼續存在，成為永久性組織呢?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飛抵重慶，與國民黨共商國事，受到山城人民的熱烈歡迎。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分別會見部分科技、文化界進步人士的代表。一次，在張治中將軍公館，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了重慶8位進步教授，其中中央大學的梁希、潘菽、熊子容在坐，會見時談到九三座談會的情況及面臨兩難選擇等問題。為此，毛主席特地安排會見了座談會負責人許德珩夫婦，明確建議：九三座談會應辦成永久性的組織。
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鼓勵和指導，決定九三座談會更名為“九三學社”。在成立大會上，九三學社發表了國是主張，選舉產生了九三學社首屆理事和監事。中央大學潘菽、梁希分別擔當九三學社常務理事和常務監事。
中央大學的九三學社成員，在歷次斗爭中與全校師生攜手合作，并肩戰斗，不論是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五·二○”運動，還是“四·一”大慘案，以及在反對學校南遷、應變護校、迎接南京解放的斗爭中，九三成員都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九三學社在北京設址。由中央大學更名的南京大學設立九三學社小組。九三學社成又在新的歷史時期書寫著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