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北京爆發(fā)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追憶往事，焚燒封建軍閥政府腐惡的趙家樓之火，歷歷在目；五四青年救國救民，不惜犧牲的一腔熱血，激勵我自強不息。
五四運動作為一場劃時代的運動，是歷史的必然產物。1914年，帝國主義世界爆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忙于戰(zhàn)爭，一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使鄰近的日本得以借對德宣戰(zhàn)的名義出兵占領了青島市，攫取了德國由于侵略獲得的在我國山東的權力。日本軍閥與中國軍閥簽訂了出賣中國的秘密軍事協(xié)定，借錢、提供軍火給中國軍閥，幫助他們進行內戰(zhàn)，使他們自相殘殺，以達到最終吞并中國的罪惡目的。中國的各派軍閥為了取得其政治上的穩(wěn)固地位，爭先恐后地討好帝國主義，出賣中國主權。當時的中國人民生活在內部戰(zhàn)爭和外來侵略雙重戰(zhàn)亂之中，苦不堪言。對于這種種悲慘景象，我在1919年年初發(fā)行的《國民》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吾所望于今后之國民者》一文，控訴了封建軍閥統(tǒng)治所造成的無處非兵，無處非匪，無處非失業(yè)逃亡之餓殍，無處非嗷嗷待哺之災黎的悲慘局面。決心要一飲此強悍專橫之血之肉，以雪吾憤。對于外來侵略者，雖冒萬死與之爭，犯大事與之戰(zhàn)，亦不可惜。表明了我們當時的青年學生鮮明的愛國立場和抵御外來侵略的不屈精神。
在帝國主義的誘脅下，北洋軍閥政府于1917年參加協(xié)約國集團，對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集團宣戰(zhàn)。1918年底，同盟國集團戰(zhàn)敗，被迫向協(xié)約國投降。當時一些青年以為中國就這樣翻身了，一時“公理戰(zhàn)勝強權”、“民族自決”等響亮的名詞高唱入云，激動著青年的心。但是好景不長，1919年1月在法國巴黎召開了巴黎和會。這個會議名義上是為了擬定對德和約，建立戰(zhàn)后和平，實際上是帝國主義戰(zhàn)勝國重新分割世界和策劃反對剛誕生不久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會議。在帝國主義的操縱下，和會漠視中國的主權和戰(zhàn)勝國地位，竟決定讓日本繼承戰(zhàn)前德國強占的在山東的權力。1919年5月2日，當我得知這一消息時，覺得這無異于一個晴天霹靂。公理戰(zhàn)勝強權的奢望終成失望。控制巴黎和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怎么會把他們已強占的利益歸還給窮困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呢？我們當時的青年學生不能容忍巴黎和會的恥辱，要喚醒民眾，救中國于危亡之中。5月3日晚，我們以國民雜志社的名義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了有北京各校學生代表參加的北大全體學生大會。進步記者邵飄萍在會上的一段講話代表了當時北大學生的心情。他說：“現(xiàn)在民族命運系于一發(fā)，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fā)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終于爆發(fā)了。五四運動以前所未有的、不妥協(xié)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震動了世界，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大戰(zhàn)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忙于戰(zhàn)爭，一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也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抬起頭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欲在當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生存發(fā)展，就需要有一場解放思想的啟蒙運動。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搖籃。以北京大學為發(fā)源地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6年以前的北京大學，校風很腐敗。整個學校沒有圖書館，僅馬神廟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書樓。年紀大的學生相當多，有些人甚至是秀才舉人出身。很多人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毫無興趣。在學術上頗有造詣、認真施教的教員不受歡迎，而那些來校兼課的政府官員，盡管其學術平平，時常請假，但仍備受歡迎，因為有些學生畢業(yè)后可以借師生關系獲得一官半職。有些富豪子弟甚至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戲子。學生學習不求上進，教師講課陳陳相因，敷衍塞責，全無學術空氣。1916年冬，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到校任職后不久，即宣布了他的辦學宗旨。其中主要的一點是：“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它們自由發(fā)展。”并要求“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蔡先生對北大的領導體制進行了改革，實行教授治校和教學民主制。他還在校內發(fā)起了以培養(yǎng)個人高尚道德情操為目的的組織———進德會，并在校內貫徹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當時，封建文化思想在北大到處泛濫，充斥各個學科。所以，對于封建文化思想根本不存在“容”與“包”的問題，“兼容”與“并包”的方針為新文化、新思想在北大的自下而上發(fā)展提供了機會。為新文化運動在北大的發(fā)展開拓了道路。由于蔡先生奉行“兼容并包”的辦學宗旨并聘請學有專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北大執(zhí)教，使得封建文化思想在北大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新的文化陣營在北大得以建立起來。“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到了北大（“民主”和“科學”兩個詞的英文讀音分別為“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因而被時人稱之為“德先生”和“賽先生”）。蔡先生本人是進德會的乙種會員（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不作官吏、不當議員五戒為條件）。李大釗同志是甲種會員（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三戒為條件）。學生中我和朱自清、潘家洵等人也參加了進德會。這個組織的出現(xiàn)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上層道德墮落、生活腐化的不滿，在北大校內頗有影響。
1917年底，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傳到中國，振奮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使他們看到了“庶民的勝利”的曙光。1918年5月，北京段祺瑞政府為了防遏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在中國擴大，與日本軍國主義勾結，秘密簽訂了中、日兩國陸軍、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允許日本駐兵東北和訓練、指揮中國軍隊。為抗議段祺瑞政府的這種出賣中國領土和軍事主權的行為，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舉行集會表示抗議，遭到了日本反動當局的殘酷鎮(zhèn)壓。全體留日學生憤然罷課回國以抗議這種暴行。他們的這一行動立即引起了北京學生的積極響應。5月中旬，留日歸國學生代表李達（鶴鳴）、王希天、阮湘、龔德柏來到北京大學和我們見面，痛陳他們在東京受辱的情形。隨后，我們召集北京各學校的代表來北大開會，聽取留日學生代表關于這一情況的傳達。他們歷述了在東京所受到的種種橫蠻無理的待遇，激起了與會者的義憤，博得了北京學生的廣泛同情。我們遂當場決定于次日（5月21日）罷課并到總統(tǒng)府請愿。次日上午，北京各高等院校學生2000多人和少數(shù)天津學生代表結隊來到新華門總統(tǒng)府請愿，反對簽訂這兩個賣國協(xié)定。大家推舉我和易克嶷、段錫朋等8人作為代表，捧著請愿書去求見總統(tǒng)，大隊學生則在新華門外肅靜等候。這次請愿是十分溫和的，類似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既沒有人演說，也沒有標語口號，市民也不知道學生在做什么。學生代表們并未見到大總統(tǒng)徐世昌，僅由其秘書代見并答應將請愿書轉陳。而后，8位學生代表步出總統(tǒng)府向大隊學生略陳數(shù)語，大家就跟著走回學校。盡管此次請愿未達到目的，但是我們從中吸取了教訓，使我們深深地懂得了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的必要。在蔡元培先生創(chuàng)造的提倡思想自由、培養(yǎng)學術研究之空氣影響下，經過請愿斗爭鍛煉的北大學生組織了各類學術、政治團體。北京各校的一部分學生成立了學生救國會。在北大誕生了《國民》雜志社，《新潮》雜志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等學生組織。這些社團和刊物團結、喚醒了更多的青年學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之中，其中一些后來成為當時北大新文化營壘的主要力量。
《國民》雜志社與《新潮》雜志社和《國故》月刊社是當時北京大學代表著三種不同政治思想傾向的主要社團。《國民》雜志是學生救國會的一些骨干創(chuàng)辦的全國性刊物，其目的是宣傳愛國、反帝、反封建、反軍閥，不是談文學革命。北大的同學參加這一雜志的很多。我們邀請了李大釗同志擔任雜志的導師。李大釗同志在雜志第一卷第二號上發(fā)表了題為《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的重要文章，尖銳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就是“吞并中國主義的隱語”，是“侵略主義”，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國民》雜志對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于日后的五四運動的準備和發(fā)動起了促進作用。在胡適影響下，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創(chuàng)辦了提倡寫白話文的《新潮》雜志。該雜志與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雜志相配合，為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但是《新潮》雜志是閉口不談政治的。另外一些抱殘守缺，少談政治，蹈常習舊，反對文學革命的衛(wèi)道派創(chuàng)辦了《國故》月刊，旨在“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由于他們要昌明的不過是封建的舊文化、舊道德，所以和者甚寡。這鼎足而三的社團，反映了當時的北大學生在蔡校長“兼容并包”這一方針下的思想分野。他們在五四運動以前的一個時期各自為政，互不相謀，真正是叫做“自由發(fā)展”。
陳獨秀先生于1915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青少雜志》。一年之后，陳獨秀先生來北大擔任文科學長，該雜志隨之遷京，并更名為《新青年》雜志。該雜志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點燃了新文化運動之火，對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及全國青年產生了重大影響。陳獨秀先生在該刊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指出“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他表示“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xiàn)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陳獨秀先生這種激進言論，代表了當時北大新派的態(tài)度。反動勢力視北大為眼中釘，猖狂反撲。他們攻擊《新青年》破壞孔教、禮法、國粹、貞節(jié)。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衛(wèi)道士林紓在報紙上發(fā)表反動小說，大造武人干涉學術的輿論，慫恿封建軍閥用武力鎮(zhèn)壓新文化運動。面對守舊派的進攻，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堅定地表示要為民主和科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而斗爭。他說：“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xiàn)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1918年，由李大釗同志等人發(fā)起了一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少年中國會。其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另有“奮斗、實踐、堅忍、儉樸”四個信條。我和黃日葵同學經李大釗同志介紹參加了這個組織。少年中國會在大釗同志的領導下，把“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再造神州”作為理想，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
“五四”前夕，新文化、新道德、新政治與舊文化、舊道德、舊政治之間的思想斗爭達到了高潮。新文化運動使民主、科學的思想在青年之中廣泛傳播，促進了當時中國知識青年的政治覺醒。新文化運動已成為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革命潮流，呼嘯奔騰，為五四運動的爆發(fā)奠定了思想基礎。蔡元培校長，李大釗同志，陳獨秀先生等一些不愿看到中國亡國的著名學者、革命先行者及社會賢達等對北京大學進行了改革，將民主和科學思想引入北大，迎接新思想和新科學，提倡思想自由和培養(yǎng)學術研究空氣，導致了新文化運動在北大的興起和發(fā)展，催生了北大的各類學術、政治團體。后來，李大釗同志把這些不同政治思想傾向的社團，以反對日本侵略中國這一共同點團結起來，組織在一起，使北大學生走上團結之路。這些社團所聯(lián)系的各方面的學生團結在一起，凝聚成為一股強大的反帝、反封建愛國力量。經過游行請愿鍛煉的北京高校學生，面對國家遭受列強欺凌，政府腐敗無能，屈服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出賣主權，人民生活在內外戰(zhàn)亂之中，民生凋敝，水深火熱的種種現(xiàn)實，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大火，終以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失敗為導火索，在北京趙家樓，在全國各地熊熊燃燒起來了。
正如陳獨秀先生指出的，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革命的思潮，由空想而實際行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行動。這部分“五四”青年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精神，他們后來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黨外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也有部分人背判了“五四”精神，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了。胡適及新潮社的骨干羅家倫、傅斯年和不屬于新潮社的段錫朋等就是這樣一些人。“五四”時期的青年，目擊社會的黑暗，國事日非，若再不沖破孔學儒教對中國的思想束縛，仍在舊學中徘徊，再不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再不喚醒中國的廣大民眾起來革命，中國就只有亡國了。他們本著救國救民、再造神州的精神，抓住了這個歷史時機，萬眾一心，不惜犧牲，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燃起了民主與科學之火，無愧于歷史賦予他們的重望。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一直到以尊孔為教育宗旨的清代，2000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受到了嚴重的束縛和阻礙。封建帝王的專制和荒淫無度，使國家逐漸走向衰亡，民不聊生。清朝末年，面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不斷侵略和中國在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失敗，慈禧太后竟挪用建設海軍的3000萬兩白銀來為她修建避暑行宮———頤和園。先天不足的中國海軍在中日甲午海戰(zhàn)中受到重創(chuàng)，奸商向他們提供的炮彈中有許多竟是用沙子而不是用火藥來填充的。封建帝王腐敗無能的統(tǒng)治，加速了封建制度在中國的滅亡。經過幾十年的奮斗，我們終于在這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國。但是，由于封建思想的影響及其他歷史原因，我們的共和國走了許多彎路，屢受挫折，以至于今天在經濟水平上與其他國家相比，已遠遠落后。五十年代后期，馬寅初同志提出了關于控制人口的科學性建議。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采納，反而受到了錯誤的批判。30年后的今天，我國的人口數(shù)量增長了一倍多，自然資源的人均占有率和人平均收入均降至世界最低之列。諸多不尊重民主、不尊重科學的歷史教訓，創(chuàng)巨痛深。只有充分發(fā)揮民主，集思廣益，才能促進科學的發(fā)展和繁榮，進而推動經濟迅速發(fā)展。經濟的發(fā)達必將導致更廣泛、更高層次的民主。
我們的祖先在這塊土地上創(chuàng)造了舉世聞名的古代文化。這些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已經證明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勤勞。當今的青年，不要沉迷于古代中國的文明之中，夜郎自大；也不要為當前中國的貧窮落后而喪失信心，悲觀失望。不要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也不要受名韁利索的束縛和挫折失敗的影響而動搖、降低自己的理想。李大釗同志在他著名的《青春》一文中曾教誨我們青年要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滌蕩歷史之積穢。不讓僵尸枯骨將自己束縛起來，摒絕現(xiàn)代虛偽之機械生活，不受黃金與權勢的支配，擺脫那營營擾擾的追求個人利祿之途。縱現(xiàn)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不斷以青春的精神改造自我。中國是一個擁有11億人口的大國，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解救、幫助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只有中國人民自己起來，努力奮斗，不惜犧牲，才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李大釗同志在70多年前就曾明確表示，只要人民覺醒、臥薪嘗膽，發(fā)奮圖強，必可多難興邦，殷憂啟圣，前途將是無限光明的。我們今天紀念五四運動，就是要發(fā)揚五四青年民主、科學和愛國的精神，為了振興中華，勵精圖治，用我們的雙手造就繁榮昌盛的中國，創(chuàng)造更加光輝燦爛的文化。
我這個年屆百歲的老朽，自1986年起，臥病在床已是3年有余。回首我的一生，自認為是愛國有心，但無成就。70年前的往事，一經回憶，不勝慚悚。鑒往知來，希望我這些冗詞贅句能起到拋磚引玉之功效，喚起更多人的愛國熱情。
青年們，為了祖國美好的未來，努力奮斗吧！（全文原載1989年5月4日《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