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之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代學子，識字之始，大概沒有不從那本《新華字典》獲益的。然而，若是現在要問起這本小小的《新華字典》為誰所編的話，恐怕則鮮有人知了。雖說我們常有“飲水不忘掘井人”之舊訓，但天長日久，“掘井人”難免還是會被遺忘的。這位或許已被遺忘的學者，就是北大著名教授、九三學社早期社員、語言文字學家魏建功先生。
也許有人會說，字典工程，嚴謹浩繁，僅倚一人之力恐難以完成。確實如此，但魏建功先生作為《新華字典》的開山人物卻無人可替。早在1950年初，魏建功與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圣陶商議后，辭卻了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職而任出版署下的新華出版社社長，就是為全身心地主持《新華字典》的編纂之事。之后歷時三年余，由魏先生擔綱主編，這部在中國辭書編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華字典》，終于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雖不斷地修訂、改版、完善，但魏建功先生對現代漢語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則是永將載入史冊的。
如今，知道魏建功的讀者確實不多了。其實早在后“五四”時期，身為北大學生的魏建功就已經小有名氣了。他是魯迅的崇拜者，大二時就選修魯迅的“中國小說史”課程，而且每次都是坐在第一排聽講。但也就是此時，為了一篇刊登在《晨報副刊》上反駁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文章，他卻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嚴厲回擊。然而也真是“不打不相識”，事后魯迅通過了解也表明那只是一個“暫時的誤解”，從此他們開始交往，保持了非常深厚的師生情誼。1934年，魯迅先生與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時，要求甚高的魯迅，卻十分贊同將那篇序文請魏建功用楷書抄錄，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對魏建功人品及書品的認可。
魏建功先生擅篆書、楷書與章草，他書法的功底得力于他畢生研求的文字學。大凡殷商甲骨、兩周金文、秦篆漢隸、魏碑晉書等，他都會悉心揣摩，得其神韻。魏先生對文字學的愛好自少年起就養成，那時他就讀的南通中學，是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狀元張謇所創辦，該校有諸多“貨真價實”的名師，使魏建功大受其益，14歲的他就喜歡聽先生講《說文》、《爾雅》，受幾位中學教師的影響，他對文字的源流、文字的形音義以及方言等都格外的感興趣，至中學畢業，就將文字學作為自己畢生的學問研讀方向了。等到就讀北大時，魏建功更是如魚得水，那時北大的國文系，可是個大師薈萃、名流扎堆的地方，像馬幼漁、沈尹默、錢玄同、黃侃、胡適、沈兼士、周作人、劉文典等等都在國文系任教，已發表《狂人日記》和正陸續發表《阿Q正傳》的魯迅先生也在北大兼課。這給了魏建功轉益多師創造了絕佳的機會。在文字訓詁和聲韻學方面，他師承錢玄同和沈兼士，錢、沈兩位均為文字音韻學領域里的頂尖學者，造詣極深又頗多著述。而魏建功聰穎的領悟力以及學問上大膽開拓的獨立精神，深得錢、沈兩位業師的賞識。1925年畢業時，由于他各科成績均列班上第一，故被沈兼士教授封為“乙丑科狀元”之稱號。多年前，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回憶說，三十年代他在北大就讀時，也曾選修過沈兼士先生的“音韻學”，考了六十多分，很是得意，不料沈先生在課堂上“訓斥”說：“你們考六十多分算什么，魏建功上我的課時，他考一百分！”言語中，對擁有魏建功這樣的高足充滿著自豪。
我讀過數幅魏先生的書法，多為楷書和章草。其楷書學乃師錢玄同，也是走唐人寫經的路子。但錢玄同的字是以北魏書法的底子，參以清人鄧石如的闊厚，寫來比較舒展、寬博；而魏建功之書，同樣是寫經體，則以隸書筆意寫楷字，雖沒有錢師的豪放，但卻是端莊間見靈動，古茂中含秀逸。至于魏先生的章草，倒也別有一功，雖能看出得“史游”、“皇象”之法乳，但他更多的也是以隸書筆意寫行書，有時通篇觀賞，一波三折，頗感爛漫天成，不失文人書法之雅趣。
精于文字之學的魏建功先生，學問之余也時常耽于書法篆刻的研習，深得師友朋好之贊頌，除了為《北平箋譜》手書序文外，還為劉半農以及羅常培書寫墓志銘等。魯迅先生逝世后，為了紀念恩師，他發愿要將魯迅先生的舊體詩手書刻版印行。后來長卷雖已抄好，但未及刻版印刷，旋即抗戰爆發，于是，他就隨身帶著這幅長卷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教學生涯。此后又遭長卷丟失以致計劃擱淺，事后雖二三十年過去，但此“心愿”未了，成了他耿耿于懷的心中恨事。不過非常幸運的是，在魏先生下世十多年之后，長卷居然失而復得，于是，在1996年，由魏建功手書的《魯迅先生詩存》，終于經江蘇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一大喜訊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魏先生了。
至于書法之外，魏建功還擅刻印則更是少有人知。其實早在北大執教時，魏建功就和臺靜農、常維鈞等幾位愛好者成立了“圓臺印社”，并邀請了王福庵、馬衡作為他們的指導顧問，也可謂“師出名門”了。可惜香港馬國權先生的一本《近代印人傳》，雖收了清華聞一多，卻失收了北大的魏建功，未免稍有缺憾。說來有趣，魏建功刻印，還開創了一件稀有印材——藤印，為印壇所未聞。抗戰時魏建功在昆明西南聯大，閑時尤喜為朋友刻杖鐫筷以遣興。那時當地所售的皆是越南白藤手杖，其斷面似桃形，細膩而多棕眼，于是魏建功便將藤杖一段段鋸開，在其斷面上刻印，不料刻成后大受歡迎，魏建功也為自己開創了一件新印材而得意，興之所至，頻頻治印送人，別具情趣。后他將所刻的藤印還專門輯成一冊《何必金玉印譜》，并道：“天地間堪充印材者何啻百千，富家兒持金逐玉，爭奇斗艷，實則敗絮其中；君子安貧樂道，但得印中三味以陶冶性情，又何必雞血田黃？”
這實在是文人的雅興所為了。魏建功先生非職業的印家，故他的印章里，自然有一種文人的趣味。大收藏夾張伯駒先生曾為他的“藤印”作品題寫七絕兩首，其一為：“不須砍作邛竹杖，直為摩成漢殿磚。鈐入丹青畫圖里，蒼茫猶帶五溪煙。”
魏建功先生是一位寬厚正直的學人，然而，正直的人也往往會受騙。建國后的北大校園中，學生們曾給魏先生起個外號叫“跟黨走”，這大概就是嘲笑文人迂腐的一面吧。然而，無須回避的是，在“文革”后期，馮友蘭、周一良、魏建功等幾位教授被點名進入了“四人幫”直接領導的“梁效”寫作班子當顧問，專門注釋“孔孟”及“法家著作”等文史工作。本還慶幸自己一生研究的文史知識，終能在新時代的革命工作中派上用場，不料“文革”后則被指責為“爪牙幫兇”或是“諂媚江青”的“污點”而為人所詬病。盡管有著“跟黨走”之外號的魏建功，卻不料“晚節未保”，一步不慎還是“跟”錯了。
為此，晚年的魏先生郁郁寡歡，承受了政治和健康上的極大壓力，后終于1980年逝世。在魏老的追悼會上，老友王西徵撰寫的一副挽聯還是引起了世人的關注，聯曰：“大千界桃李芬芳，講壇由來多花雨；五十年風云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
這最后一句“畢竟是書生”，則體現了友人對他這樣一位文人學者的寬容。后來，同為“梁效”成員的著名史學家周一良，也用這句“畢竟是書生”，作為自己回憶錄的書名。（《上海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