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誕辰140周年和北京大學建校110周年。
年初，政協老干部張永年同志給了我一份1979年的會議記錄，他當時是會議的記錄人，至今有幸仍保存著這份記錄，希望我能為蔡元培先生寫點什么。
會議是1979年2月1日下午在政協禮堂第四會議室召開的。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各方面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政協抓住這個時機，正好開會研究紀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有關事宜。出席會議的都是當時知識界的頂級人物，他們是:許德珩、王昆侖、胡愈之、葉圣陶、潘菽、薩空了、陳翰笙、吳覺農、蔡無忌、李霄路、徐盈、史永等，沈雁冰、王蕓生、俞平伯等請假。胡愈之主持會議。
蔡元培(1868—1940)是一位為國人十分尊敬而又熟悉的人物。他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紹興，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治學思想，至今仍為學界所稱贊，他為我國教育科學事業(yè)作出的杰出貢獻，至今也為人們所懷念。1932年底，他與宋慶齡、楊杏佛等發(fā)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與營救胡也頻、楊開慧、許德珩、廖承志、史良、陳賡、丁玲、牛蘭夫婦等的事跡，一直為國人所敬佩。他逝世后，毛主席贊譽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周總理稱贊他:“從排滿到抗日戰(zhàn)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會議首先由蔡元培先生的公子蔡無忌報告去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搜集蔡元培先生資料的工作進展情況，他當時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許德珩先生首先發(fā)言。他說，明年是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們有條件來紀念他了。回想蔡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時候，林彪、“四人幫”當政，根本沒有這個可能；二十周年的時候，同臺灣當局關系那么緊張，也不可能。今天的形勢不同了，粉碎了“四人幫”，發(fā)表了《告臺灣同胞書》，無論國際國內形勢都非常好，我們就是要根據形勢辦事，現在是紀念蔡先生的很好時機。我還有個建議，請黨中央考慮，將蔡先生的遺骨從香港運回內地，可能的話葬在南京紫金山。這樣做，對于促進臺灣回歸祖國有作用。蔡先生在海內外有影響，這樣做，一定會引起震動的。蔡先生的文章、事跡也要繼續(xù)收集。蔡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以清末翰林出身參加革命，這是很不容易的。他同章太炎一起組織光復社，后來不容于清政府，和秋瑾、徐錫麟等避難國外。他起初逃亡日本，以后到過德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袁世凱倒臺后，他回國擔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當時他選了許多青年出國留學，如李四光、竺可楨等，還有不少人是他送出去的。袁世凱死后，蔡先生1917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我是1915年進北大的，在北大見到了蔡先生。蔡先生提倡勤工儉學，我因家里窮，蔡先生幫助我找了個翻譯工作，每月掙十元錢，維持學費。
許老說，“五四”運動沒有他是不行的，完全靠了他。他主張“兼容并包”，請李大釗同志到北大任教。1933年，蔣介石搞法西斯專政，蔡先生與宋慶齡、魯迅、馬相伯等發(fā)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保護和營救了許多革命者。1933年，范文瀾同志介紹我加入“濟難會”，因為反對蔣介石被捕入獄，就是蔡先生他們營救出來的。我出獄后，范文瀾同志被捕，押往南京，經蔡先生、宋慶齡、魯迅等的努力，很快被營救出來，擔任北大文理學院院長。我到過蔡先生的家，看見他自己洗衣服。他在法國、比利時，我們曾生活在一起，他生活非常儉樸，待人非常和氣，但是他看人看事非常清楚，愛憎分明，我們大學畢業(yè)時，每人都請蔡先生題字，羅家倫品行不好，蔡先生就題“行已有恥”四個字送給他。
許老說，紀念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有三件事可做:一、明年3月5日舉行紀念會，請宋慶齡副委員長主持；二、蔡先生的著作，組織編委會負責編輯出版；三、請中央考慮，將蔡先生的遺骨運回內地安葬。
陳翰笙、王昆侖、薩空了、潘菽、葉圣陶發(fā)言，都同意許老的意見。薩空了說，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在香港，安葬在華人公墓，墓碑是張一麐先生寫的。
葉圣陶先生說，蔡先生最早的文章見于新潮社編輯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都是從教育觀點來寫的，很了不起。蔡先生到北大二三年的功夫，就把一個亂糟糟的北京大學，整頓成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北大，很了不起。我當時在預科當講師，和他接觸不多。希望邀請幾位同學，回憶一下，寫出這方面的文章。當時北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唱對臺戲，兼容并包，這篇文章可以叫做“蔡先生的……北大”。
王昆侖發(fā)言中的一段話十分精彩。他說，蔡元培先生的基本精神，不到北大是不了解的。當時北大的學生中，一部分擁護蔡先生，一部分反對他，我在北大的六年間看得很清楚。蔡先生“兼容并蓄”，教員中有老先生辜鴻銘，留著長辮子，戴瓜皮帽，穿長袍。記得有一天，我見到辜先生在前邊走，后面有兩位外國女教師嘰里咕嚕在講英語，她們以為辜先生不懂呢。快到紅樓門口臺階時，辜先生回過頭來，沖著兩位女教師用英語講:你們還沒有說完嘛！然后又講了一大串希臘語，兩位女教師不懂，弄得很窘。辜先生精通多種外語，他是老派。教師中還有像胡適那樣的新派，當時紅得很。蔡先生還聘請梁漱溟先生到北大任教。當時梁漱溟先生正準備去衡山當和尚，蔡先生寫信給他，勸他晚去幾天，先到北大講佛學。他到了北大，一看講佛學不行，沒人聽，就教“中西文化及其哲學”。我在文學院選修文字學，教文字學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錢玄同，一位是黃侃，我選了錢玄同的課。一天，我在課堂里聽錢玄同的課，不料對面教室里黃侃講課卻罵起錢玄同來，錢玄同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他的課。這反映當時北大是百家爭鳴的，是民主的。
會議主持人胡愈之最后提議，根據今天大家的意見和建議，請政協給黨中央寫個報告，反映大家的要求:一、明年3月5日舉行紀念會請宋慶齡副委員長主持；二、組織編委會，負責編輯出版蔡先生的著作；三、請中央考慮，將蔡先生的遺骨運回內地安葬。
二
黨中央十分重視政協的意見。
1980年3月，在北京隆重舉行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大會，宋慶齡副委員長主持了紀念大會，許德珩同志在會上作了報告。許老感到，能夠和宋慶齡共同紀念蔡元培先生，這是十分榮幸而有意義的。同時，在北京大學和香港，也舉辦了紀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活動。
為了聯合國內外蔡元培研究工作者開展研究活動并推動學術交流，1986年4月10日，經國家教委批準，由許德珩、陸定一、葉圣陶等人發(fā)起的中國蔡元培研究會在北京大學宣告成立。丁石孫是首任研究會會長，許智宏校長是現任研究會會長。研究會堅持不懈地工作，在廣泛宣傳、深入研究蔡元培及其思想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搜集整理大量文獻資料為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研究機構的組織則有利于促進學者間的學術交流，推動和幫助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這里我想特別介紹一下1997年中國蔡元培研究會出版《蔡元培全集》的情況。這是因為《蔡元培全集》的編輯工作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王世儒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同事，他十分熱心地參與和組織了這項工作，全集出版后，并送給了我一套作為紀念。
蔡元培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革命家。我作為曾經在北大學習和工作過的一員，在思想上感情上對蔡先生都是十分崇敬并以他而引以自豪。他的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他的開明的領導風格開創(chuàng)了一代新的學風，他的高尚人格，寬容而恬淡心懷，都備受各界人士的景仰，令無數后人所折服。蔡先生一生留下的文字著作極為豐富。海內外學者對蔡元培先生的生平、思想及其教育社會實踐一直十分關注，學術研究層出不窮，成果也極為可觀。
對于蔡元培先生著述及言論的整理始于五四運動時期。1920年，由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fā)起的新潮社編印了上下兩冊《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其中收錄了清末民初以來先生的重要演說、文章、部分專著，以及由蔡先生口述、黃世暉筆錄的《傳略》。1931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了《蔡元培言行錄》，匯集了上世紀20年代以來報紙上刊載的一些蔡先生的言論。1959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蔡元培選集》一冊，選集的文章以教育方面為主。1968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孫常煒編輯的《蔡元培先生全集》，其中大量輯錄了蔡先生的著述、論文、演說、序跋及信函，并附有部分研究和回憶文章。80年代以后，一大批論著、全集在大陸學界問世，其內容以高平叔整理編輯的蔡先生遺稿為主。如中華書局出版的《蔡元培全集》一至八卷，人民教育出版社、河北科技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分別出版一些文選和論著，這些論著按哲學、政治、語言及文學、科學與技術、教育、美育、史學分類刊行。1995年，臺灣錦繡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蔡元培文集》，共14卷，按自傳、教育、美育、哲學、政治與經濟、史學與民族學、語言文學、科學技術、書信、日記分類。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經過兩年的編輯整理，于1997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全集》(共18卷、900萬字)和兩卷的《蔡元培書信集》。出版全集的意義在于:“1998年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蔡元培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周年，又恰是經他革新而獲得偉大進步的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由蔡元培研究會主編的大型增訂注釋本《蔡元培全集》，貢獻給學術界與廣大讀者，這無疑是對這位哲人的最好紀念。”全集按著述、譯著、函電和日記分類，并依時間順序進行編輯，這是迄今為止收錄蔡元培先生文章最為完整的一部全集，是研究蔡元培先生思想的基本材料。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主持編輯的、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全集》，集內地“中華”版、臺北“錦繡”版之大成而又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是20世紀我國學術界的一件盛事。蔡元培先生的道德、文章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這一全集本，較之前的版本有著以下幾方面的特點:第一，補上1000余篇前所未收的佚文；第二，蔡先生的日記、信札等大量珍貴資料，這次一并編入《全集》；第三，蔡先生學識淵博，遣字用詞常含古文，暗引典故，不加注釋，難解其意，此次詳加注釋，對研究者也是十分有益的。參與編注的高平叔、梁柱、肖超然、張萬倉、王世儒等諸位教授，他們?yōu)榇烁冻隽舜罅康木Γ坏谒模@套多卷本的《全集》印刷精美，從用紙到裝幀，都是一流的，不僅有利閱讀，而且有利保存。
9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又翻印了一批蔡先生的著述，如《中國倫理學史》、《蔡孑民先生言行錄》、《蔡元培自述》等。應該說，對于蔡元培先生著作文稿的編輯出版是取得了重大成果。
至于蔡元培先生的遺骨，一直沒有搬遷，至今仍然安葬在香港仔山巔華人公墓，墓地保存完好。我個人認為，香港已經回歸祖國，蔡元培先生雖然安葬在香港，但是他的遺骨已經隨著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張永年同志保存的這份記錄也已整整三十年。當年參加會議的政協知識界前輩們大多已經作古，但是他們提出的意見建議如今都如愿實現。這說明，人民政協在恢復我國歷史人物應有的歷史地位方面，是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這份珍貴的會議記錄，也如愿完成了它所承載的歷史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