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在1977年10月12日致葉圣陶的信中說：“近讀義山詩集，此弱歲肄習者，頃始重展每為惆悵”，“弟習詩由斯入門，生平多靡麗晦澀之句亦半由于此”。讀此恍然大悟，雖然“靡麗晦澀”確實是俞氏作品的一大特色，雖然知堂當年也曾有“（據說）廢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難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一說，雖然廢名受李商隱影響是公認的事實，但是我確實愚鈍到竟然沒有想到俞平伯作品與李商隱的關系，也許是因為沒有這樣第一手材料而不敢先“大膽的假設”再“小心的求證”吧。
俞平伯的書信，寒齋倒是收集了已經出版的各種，去年暑假在南京開會，實在無聊，于是便買了一本《暮年上娛》消遣時光，竟然興趣盎然，回家后便將俞氏的幾本通信集重又讀過一遍，真是大有收獲。
1977年10月12日致葉圣陶的信中說：“近讀義山詩集，此弱歲肄習者，頃始重展每為惆悵”，“弟習詩由斯入門，生平多靡麗晦澀之句亦半由于此”。讀此恍然大悟，雖然“靡麗晦澀”確實是俞氏作品的一大特色，雖然知堂當年也曾有“（據說）廢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難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一說，雖然廢名受李商隱影響是公認的事實，但是我確實愚鈍到竟然沒有想到俞平伯作品與李商隱的關系，也許是因為沒有這樣第一手材料而不敢先“大膽的假設”再“小心的求證”吧。又，1979年5月11日致葉圣陶：“佩公晚學宋詩，或較堅澀。弟則好幻思縟采。”“幻思縟采”確實也是李商隱的特征，至于“佩公”，當即朱自清，三、四十年代他一直教授宋詩，“學宋詩”當屬教學相長之所謂也。不過，如其自謂，“不能做詩”，是一個比較拘謹的學者，“學宋詩”倒不失為“善”學。
俞平伯對朱自清是十分感激的。抗日戰爭期間，朱自清對俞平伯在淪陷的北平，十分牽掛，特別是在周作人“落水”之后。1983年10月26日、11月1日給俞潤民的信中，兩次提到朱自清的贈詩，即1941年寄自昆明的《寄懷平伯北平》的第三首。俞平伯忽發奇想，以為這首詩竟然“預言”了“我的后半生”，雖然他也知道“如1967、1977、1982各年事均在朱之身后，以之說四十年代的詩明是附會”，但是，這不恰恰說明他對朱自清的這首詩刻骨銘心么？說明他在意識的深處早已將朱自清的這首詩與自己的人生、命運緊密聯系起來么？否則何以有此“附會”，以至于“枕上忽然驚覺”呢？朱自清的這首詩是這樣的：忽驚烽燧漫天開，如鯽群賢南渡來。親老一身娛定省，庭空三徑掩霉臺。終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何當執手話沉灰。
據孫玉蓉的《俞平伯年譜》，1942年9月13日，他出席了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偽華北作家協會成立大會及第一次全體大會，并被選為偽華北作家協會評議員會的評議員；1943年春，他參加了偽華北作家協會第一次“華北文藝獎金”審查委員會會議，并擔任詩歌方面的主審委員；此外這期間還一再在敵偽報刊上發表作品。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1943年12月，俞平伯收到了朱自清同年11月的來信，朱自清說：為偽雜志寫文章，“弟意仍以擱筆為佳”。俞平伯聽從了朱自清的勸告。畢竟書信中的直接、明了的勸告，比詩中期勉之意，更為顯豁，更具警醒意義。1948年朱自清去世，俞平伯十分悲痛，發表了一篇題為“諍友”的悼念文章，文中有“直諒之友勝于多聞之友，而輔仁之誼較如切如磋為更難”之感慨，這是意味深長的。“諍友”之稱，“直諒”、“輔仁”之說，顯然是指朱自清1943年信中勸告這樣有重大意義的事。我以為，就現有的材料來看，對俞平伯來說，朱自清的這封信，遠比他的詩更具意義，而俞平伯之所以對朱自清的這首詩記憶深刻，可能是因為這封信使得俞平伯重新意識到詩中的期勉之意的重大意義，殷切、鄭重而非泛泛之言。
俞平伯1945年12月28日致胡適的信，為周作人“漢奸”一事所作的“陳情之書”（按，信中語），倒不是“說情”之書，這是眾所周知的，但俞平伯對周作人另有說法，則鮮為人知。1983年1月16日，致俞潤民的信中說：黃裳《金陵五記》“中述知堂題畫梅詩有‘恰似烏臺詩獄里，東風風貌不尋常’，自比東坡何其謬哉”！但是，將俞平伯致胡適的“陳情之書”和他的《諍友》對照閱讀，也許是有意義的。俞平伯在信中提到胡適1938年寄給周作人的那首著名的詩：
先生曾有一新詩致之，囑其遠行，語重心長，對癥發藥，如其惠納嘉諍，見幾而作，茗盞未寒，翩然南去，則無今日之患也。
這使我們聯想到朱自清致俞平伯的詩和信。再者，俞平伯在信中緊接著上面一段話說到他自己：
此詩平曾在伊寓中見及，欽遲無極，又自愧疚也。以其初被偽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諫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萬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人之不相及亦遠也。
這很自然地使人聯想到他之所以稱朱自清為“諍友”了：胡適于周作人，正同于朱自清于俞平伯，這不正是推人及己―――他于周作人―――而來的“深愧友直”之自責么？―――不知這樣在不同的文本之間建立“互文關系”的“解讀”，是否有刻意之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