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1995年12月22日，在我國浙江省嘉興市，舉行了著名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褚輔成先生的遷葬典禮。典禮儀式莊嚴肅穆，社會各界近百人參加。人們注意到一位頭發斑白的長者，會同嘉興市政協主席一起主持了新墓揭碑儀式，并且發表了熱情的講話。他就是被尊為韓國國父的金九先生的公子金信，他曾先后任韓國空軍總參謀長、交通部長、國會議員等職。這位年逾七旬的韓國政要千里迢迢到嘉興來參加中國人的遷葬儀式，其中有著一段很深的歷史淵源。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繼“九一八”事變后，1932年1月28日，侵華日軍在上海又挑起事端，中國軍隊雖然武器裝備不如日軍，卻以誓死抵御外辱的決心和血肉之軀，以頑強的斗志、一往無前的精神，在上海民眾的支持下，給入侵者迎頭痛擊，令日軍傷亡慘重，一個月內二易主帥。
該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長節”給日本天皇過生日名義，在上海虹口公園召開“淞滬戰爭勝利祝捷大會”，對中國軍民進行羞辱和挑釁。令侵略者沒有料到的是，當日，韓國義士尹奉吉奮不顧身向會場投下炸彈。結果：日本特務頭子、僑民居留民團團長河端貞次當場破腸而死；日本陸軍大將白川一則中彈片無數，于5月16日死于上海；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和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都被炸斷雙腳，成了終身殘廢。這一事件，嚴重地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人民無不拍手稱快。爆炸發生后，日軍封鎖了公園的各個出口，嚴密盤查所有的與會者，在投彈時已暴露的尹奉吉落入魔爪。但日寇仍不甘休，對上海周邊地區展開大肆搜捕，進行報復。在法西斯恐怖甚囂塵上之時，時任韓國臨時政府主要負責人的金九先生大義凜然，挺身而出，他通過路透社發表聲明，稱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謀和策劃，與他人無涉，并警告日軍不得濫殺無辜。
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日軍被迫將無辜百姓釋放，卻對金九先生恨之入骨，懸賞60萬大洋買他的人頭。日本憲兵和特務組織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到處搜捕金九，但他們怎么也想不到金九先生就在他們眼皮底下被藏起來了。虹口事件發生后，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國際宣傳部國際科干事同時又是韓國臨時政府派駐南京的秘密聯絡官樸贊翊立即從南京趕到上海，會見中國有關人士，商議保護和轉移危在旦夕的韓國臨時政府成員事宜。他選中了早在北伐戰爭時期就和他建立起友誼的好朋友、時任上海抗日救援會會長的褚輔成先生。因為褚輔成先生不僅是中國同盟會首批會員，在北伐革命中立過大功，而且后來一直在上海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在這個危急關頭，褚輔成先生慨然允諾，冒著被日軍逮捕、殺害的危險，將金九先生從上海緊急轉移到自己的家鄉嘉興藏匿起來。同時得到救援的還有時任韓國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李東寧等人。起初金九先生被隱藏在嘉興梅灣街76號，后來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經常變換住處。有一段時間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輔成之子褚鳳章夫人的娘家，裝扮成來訪友的廣東客人，遇有好奇的人們詢問，就說金九先生姓張，來自廣東。因為金九先生不會說中國話，為了掩飾身份，他和一個淳樸忠厚劃船婦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動，晚上住在船中，盡可能避免和別人接觸。當時知道金九先生底細的只有褚輔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陳桐生夫婦等極少數人。在他們的掩護下，金九先生度過了最困難的日子。
對于這段歲月，金九先生在其自傳《白凡逸志》中是這樣敘述的：“我因此暫時就住在嘉興，跟著我祖母的姓改姓張，名字改為震球或震。嘉興是褚輔成先生的故鄉，褚先生曾任浙江省長（按：應為浙江省政務委員會代理主席），是位德高望重的紳士。他的大公子鳳章是留美的學生，在東門外的民豐紙廠任技師長。褚先生的家在嘉興南門外，是老式房屋，并不太壯觀，但看起來也是個富家的住宅。褚先生把他的寄子陳桐生君的房子暫時安排我居住。這是建在湖邊的半洋式房子，結構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見秀綸絲廠，風景極為優美。曉得我的底細的人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他的寄子陳桐生夫婦而已。最感困難的是語言問題，雖然我冒充廣東人，但不會講中國話。”
金九先生在嘉興隱匿期間，對以往數十年的韓國抗日獨立運動的實踐，進行了全面地回顧、深刻地思索。他進一步認識到抗日獨立運動要從韓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韓國的各抗日黨派、團體要團結起來，統一對敵；要抗日就必須把民眾組織起來，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韓中兩國人民要團結一致，才能打敗共同敵人日本侵略者。在嘉興期間，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領導著韓國流亡政府的工作，從事韓國各黨派、團體的團結統一工作，組織青年到中國軍事學校進行軍訓，與中國軍隊并肩打擊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興南湖的一條船上主持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國務會議，成立了“大韓民國第十三屆臨時政府”。這次會議對于正處在低谷時期的朝鮮半島反日獨立運動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救援金九的褚輔成先生當時也是一位社會知名人士。他平生的名言是：“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其一生中，他確實做了不少大事，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褚輔成、沈鈞儒二人被檢舉為“共產黨”遭到囚禁，后因查無實據，不得不釋放了他們。為了拉攏社會賢達，后來蔣介石親自向他們賠禮道歉，但褚輔成拒絕接受蔣介石的道歉，拍案痛斥了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行為，指斥蔣完全篡改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言詞之激烈，讓當時在場者無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抗戰勝利后，褚輔成又為國共合作積極奔走，王造時回憶說：“和談瀕臨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時，仍堅持國共合作，逢會必講，慷慨陳言者，唯慧老一人。”而挺身救援韓國抗日獨立運動和臨時政府負責人金九先生一事僅是他“志存報國，五十年來，無敢間歇”的一生中光彩照人的一個片斷。
與中國人民共同經歷過抗日戰爭的韓國人民沒有忘記褚輔成先生。從1989年始，金九之子金信先生多次來華尋覓父輩生活、戰斗過的地方。特別是對嘉興，對于褚輔成先生的家人更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當他聽說褚家后人要為褚輔成筑墓遷葬的消息后，立刻出資捐助，他感情深摯地說：“褚輔成先生的遷葬儀式，我一定要來參加，……我希望我們之間的友好關系，能沿著褚輔成先生鋪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在過去的日子里，我們并肩抗日。……沒有當時中國人民的鼎力相助，就沒有今天的大韓民國。”
1997年4月30日，中國嘉興市和韓國江陵市正式締結為友好城市。當時韓資企業在嘉興有28家，截至目前，共有187家，總投資達13.12億美元。韓國政府為表彰褚輔成先生為韓國獨立運動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特授予他韓國建國勛章獨立章。1996年9月30日，在嘉興舉行了隆重的授勛儀式。韓國駐滬總領事館總領事慶昌憲代表韓國政府宣讀韓國總統金泳三親自簽署的授勛令，并將授勛證書和建國勛章授予褚輔成家屬代表、原任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褚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