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爺爺是嚴濟慈。但在她眼中，爺爺并不是那個大科學家，也不是那個高級領導，而是個浪漫而孤獨的老人。她說，自己并不太了解爺爺。但她在國外學成歸來后，屢經申請，加入了九三學社，爺爺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她只和父親相處了三四個月，卻從未叫過他一聲，她曾內疚自己傷了他的心，但今天她堅信父親是愛自己的。經歷了對自己家庭的種種情感，她現在只有感激。
嚴慧英是個很感性的人。談到自己出生的家庭，她的感覺是有點復雜的。但在她講述的那些故事細節中，有一點卻非常明晰:伴隨著她的成長，她對家人的理解有著越來越多溫暖的色彩。
第一部分 從沒叫過爸爸
嚴慧英出生43天，母親就把她送到了江西南昌姥姥家。父母要到四川去支邊，無法照看兩個小孩子，他們只帶上了大嚴慧英兩歲的哥哥。
姥姥是個特別溫和的人，從東北跟著解放軍南下，曾在南昌一家學校當校長。對這位從不張揚的老人，嚴慧英充滿了溫情的感激，“我有很多對人生的理解都來自她”。對姥姥的為人，嚴慧英講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家里請了小阿姨，姥姥一定要給她報一個學習班，并且約定只能干三年的保姆工作，然后就必須離開去找更好的工作。
但對于小孩子來說，父母的愛是無法取代的。7歲那年，嚴慧英來到成都上學。當嚴慧英終于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時，她卻發現家門口貼著大字報，發現所有人都在說她的父親“很壞”。對于一個正是心理逆反期，從小就沒有和父親在一起生活過的小女孩，這顯然帶來很大的心理障礙。在和父親相處的幾個月中，“我從來不叫他”。
在嚴慧英到成都后的大約三四個月，她的父親因為說四川“鬧得太厲害了”，向上級反映了自己的意見，很快就被從家里帶走了。等家人再打電話去詢問，“人已經沒有了”。
父親的去世，讓只和父親相處了三四個月的嚴慧英非常自責和內疚，“小時候我認為是因為我不好才導致這一切”，而自己從來不叫爸爸，“他肯定很傷心”。
這個情感的疙瘩直到很多年后她長大才終于解開。“五六年前我去成都出差，住在一家飯店，晚上到酒吧去，不會喝酒我就喝飲料。一邊喝一邊和旁邊的老外聊家常。突然一下子，我意識到，不管我爸在不在，他肯定很愛我。在那一個時刻我感悟了自己，大哭起來，哭出了心中的那個疙瘩……”
第二部分 孤獨而浪漫的爺爺
父親去世后，7歲的嚴慧英和哥哥一起被接回北京，從此開始和爺爺生活在一起。
這時的爺爺已經是古稀之年。看到過世的兒子留下一雙兒女，老人心中的傷痛該有多深！而且，“我爸爸是五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二，家中很多事爺爺奶奶都以他做主心骨，爺爺奶奶很愛他。他去世后，奶奶經常歇斯底里的叫喊。”很多年后，嚴慧英開始理解當年爺爺的心情，但7歲時，她只感覺到爺爺很嚴厲，人很古板。爺爺自己總是5點多就起床了，然后鍛煉，給他們做早飯。當時他們和爺爺一起住在國際飯店后面一個特別大的院子里。她現在還能記起，冬天的早晨，爺爺戴著一個瓜皮帽，在院子里敲大煤塊。因為帶有南昌口音，同學們總笑話自己，她也感覺自己是“一只丑小鴨”。她考試成績不好，會遭到爺爺嚴厲的批評。而爺爺的浙江口音特別重，她到北京很長時間才聽明白。
一個“自憐”的小女孩，有很多自己的心事和苦惱，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甚至憤慨自己為什么要生在這樣的家庭里。所以當后來很多人請她回憶當年爺爺的一些事情時，嚴慧英只能給出一些模糊的片段。
她記得，“上中學時，爺爺越來越忙，他擔任科學院副院長后，活動多起來，每逢過年，總要帶我們去拜年。上高中時，李政道先生老到家里來。我上大學第一年，爺爺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社會活動就更多了。”
嚴濟慈的確很忙碌。從1980年起，他和李政道合作組織了CUS－PEA，在國內招考與物理有關的專業大學畢業生赴美進修，到1990年，共招了10次，有近千名學生分布在美國72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成績甚為優異。從1983年起，他連續被選為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而這段時間，也是老人情感波折很大的時期。因為“奶奶在他剛當副委員長時就過世了”。
奶奶張宗英是當年東南大學的高才生，她和爺爺相伴了57年。
“回憶起來，覺得當時爺爺是很孤單的老人。”嚴慧英記得，爺爺就把奶奶骨灰放在他臥室邊上，每天早上過去，坐上5分鐘、10分鐘，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年以后，嚴慧英看到了爺爺曾經寫給奶奶的情書，才發現，爺爺并不是一個古板的人，“他寫給奶奶的情書，特別浪漫”。
1923年8月8日，嚴濟慈與張宗英在親人面前正式訂下百年之約。張宗英是東南大學品貌絕佳的淑女，出身書香門第，父親在南京一所工業學校任校長，她是東南大學惟一的女性。嚴濟慈是農家子弟，但他以浙江省狀元郎入南京這所名校。在校學習期間遙遙領先，到四年級就已經有兩本著作。10月12日，嚴濟慈登上海輪歐洲留學。他一年之間就完成三門主課拿下碩士學位，1925年7月，法國當代著名物理學家夏里·法布里教授聘請他到自己主持的巴黎大學光學實驗室從事物理學研究工作。這項聘請決定了他走上中國當代物理學家的求索之路。兩年后，他依據實驗所得形成論文《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并因此論文通過答辯，27歲獲得當時世界科技強國之一法國的國家科學博士學位。
就在赴法旅途中，嚴濟慈給張宗英寫了很多書信。在已經出版的《法蘭西情書》一書中，我們可以閱讀到嚴濟慈1923年10月14日夜從香港寄出的一封信，其中寫道:“真卿(張宗英的字)吾愛:……我沒有想你，卻亦可說刻刻想到你。宗英，我要不想！這中間很DELICATE，極難得其平，我想你亦有這樣的苦惱。”另一封1923年10月25日夜寄自檳榔嶼的信中則這樣寫道，“月兒！你明明看見我，看見他，為何瞞著我，哄了他？請你告訴他我的今夜，告訴我今夜的他。”而信的末尾總是充滿愛意的署名:“你的愛 慕光(嚴濟慈的字)”、“你的將來的仆人”。
這些書信讓嚴慧英看到爺爺的另一面，更讓她感覺親近的那一面。
第三部分 感激生活
嚴家嚴慧英這輩兒有10個孩子，比她大的6個孩子都陸續出國留學了。“大家都看著你呢。”在這種幾乎“無奈”的情況下，大學畢業的嚴慧英雖然不喜歡理工科，而且因為成績不好，申請不到獎學金，她還是自費來到美國，在其西北與加拿大接壤的蒙塔那，就讀一所金屬學校。學校當時一個學期要1000多美金的學費，而她口袋里只有300美元的生活費，那是叔叔送給她的。“到今天都特別感謝叔叔。”
剛到美國的嚴慧英，隨身帶了個小收音機，但變壓器因為規格不同卻不能用。“那里的冬天零下40度。下雪了，想去超市買吃的。卻只有土豆和凍雞翅。出了超市，眼淚就下來了。不是傷心，是孤獨。回到宿舍，沒有鹽，煮了兩個土豆吃。”到了國外，嚴慧英發現“每一塊面包都需要自己去掙”。她必須到餐館打工，為自己掙出學費。
國外生活的艱辛，給了嚴慧英重新認識、理解生活的新機會，也讓她對自己的家庭有了更多平和的接受。“當初很憤慨生活在這個家，給了我很多痛苦。現在卻很感激。”
1993年她第一次回國，爺爺已90多歲高齡。她每天跑出去見同學，爺爺總會在早上去確認她是否回來了。她開始發現，爺爺其實很關心她。
1996年爺爺去世時，她沒能回來。當她正懷孕期間。爺爺11月2日過世，她的女兒18日出生。
1999年，嚴慧英正式決定回國發展。第二年，她就向九三學社提交了加入申請。
對于爺爺作為發起人的這個組織，她了解并不是非常多。但感情上感覺很貼近。她清楚記得，每次政協開會，爺爺總是很認真地寫提案。“茅以升拄著拐杖到我家，和爺爺聊得最多的是科教興國。老人們很興奮，談國家科技如何發展，談九三科學家如何發揮作用。”
嚴慧英說，她希望加入九三學社，就是希望通過這個組織，更好地適應國內生活，為社會做些事。
2004年底，嚴慧英的申請終于得到批準，她正式加入九三學社，成為東城區支社的一員。
和爺爺的認真一樣，嚴慧英每月都堅持寫點東西，這些建議有關于住房的，也有關于醫療的。而這個寫東西的過程，讓嚴慧英“進一步了解社會、感覺自己責任感比較重了”。
聽到九三學社王選關懷基金正式成立的消息后，嚴慧英向王選關懷基金捐贈了基金成立以來的第一筆款項。她帶著一封飽含深情的書信及2萬元人民幣來到社中央。信中說，“我深深地被王副主席的科學精神和奉獻精神所感動，作為一名九三學社的普通成員，很高興有機會可以為本學社貢獻自己的微薄。”
學會感激生活的嚴慧英，更愿意從生活的細節給別人送去幫助。她說，過圣誕節時，她會帶上兩個女兒，帶著節日的小帽子，到別人家門口唱圣誕歌；她還捐助了12個孩子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