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藻溪是我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科學家、教育家、詩人，九三學社的重要創始人。他一生始終追求革命與真理、民主與科學，是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在重慶，吳藻溪與南方局聯系非常緊密。1946年初，他力邀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重慶工委書記的董必武為世界科學社名譽社員。為回應吳藻溪之請，3月5日，董必武特意致信一封，稱：
“大示奉復，我是科學的門外漢，雖極愿科運展開，愧無絲毫裨益，蒙推為世社名譽社員，越發使我慚悚！吳老同志為解放區科運聯系計，當可承受也。
曾女士能看清問題，不為流言所動，頗為難得，強將手下無弱兵，信然……”
這在當時是一封很平常的謙讓回信，卻引出了三個故事：
故事一：董必武力薦吳玉章
信中，董必武自謙“科學的門外漢”，不宜“推為世社名譽社員”，同時極力推薦“吳老同志為解放區科運聯系計，當可承受也。”
“世社”即“世界科學社”，是1934年秋，為提倡自然科學，吳藻溪與唐嗣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中路軍處長）、王良驥、薛云鵬在北平發起成立的。社員起初有樂天宇、黃際遇、薛云鵬、苗竹風（迪青）、鄂濟民、彭光毅、鄒明初、毛乃瑯、齊永魁、陳同素，趙吉人，史漢彥，張同仁，孟樹之，楊友棠和孟憲章等數十人，后來增加至百余人。唐嗣堯任社長，王良驥、苗竹風先后任總務部主任，吳藻溪任社刊《科學時報》編譯部主任。后唐嗣堯忙于公務，王良驥、苗竹風忱于生活，整個社務差不多都落到吳藻溪、薛云鵬及吳的弟弟吳漢溪肩上。
由于宣傳抗日，“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后的第三天，就被日寇取締，社產被沒收，吳藻溪被通緝。世界科學社即遷至重慶。
吳老，即吳玉章，中國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第一任校長。曾先后留學日、法、蘇，1938年回國參加民族抗戰，被選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抗戰勝利后，任中共代表赴渝出席政協會議。1946年兼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在延安，吳老任延安憲政促進會會長、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
董必武推薦吳玉章，認為他在延安時主要從事與科學文化運動相關的工作，適合擔當，同時，在很大的程度上希望把延安與重慶的科學文化運動結合起來，加強對世界科學社的引導，以形成一股革命洪流，擴大其影響。
不久，董必武和吳玉章都應邀成為世界科學社的名譽社員。
故事二：強將手下無弱兵
20世紀40年代末，國共圍繞著中國的前途和未來，在政治、軍事方面進行了激烈的較量。作為政治較量的最高潮，按照國共談判形成的《雙十協定》，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各民主黨派（民盟、青年黨等）為和平建國大業，在重慶國府禮堂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史稱舊政協）。會議圍繞改組政府、施政綱領、軍隊改編、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在重慶談判期間，陳立夫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當面駁斥，對于召開政協會議，陳果夫、陳立夫一直有抵觸情緒，甚至堅決反對。陳立夫多次提醒蔣介石別上了共產黨的當。會議召開后，陳立夫與周恩來幾次唇槍舌劍，正面交鋒。會議最終還是通過了《關于軍事問題協議》、《關于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關于憲法草案問題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于政府組織問題協議》。這些協議的簽訂，是中共和民主黨派愛國人士，與國民黨開展斗爭取得的一次勝利。
會議結束后，陳立夫心里非常窩火，他幾次向蔣介石請示。蔣命令他對政協決議“就其犖犖之大端，妥籌補救”，意在破壞政協會議成果。作為中共南方局的喉舌，當時《新華日報》刊載了政協協議。于是，進入2、3月間，就發生了多起學生、社會流氓毆打《新華日報》工作人員的事件。中共南方局與報社知道是國民黨特務搗鬼，但苦于找不到證據。
其間，吳藻溪收到他過去的學生、思想傾向進步的復旦大學學生曾玉春的秘信，陳言那些學生都是陳立夫授命CC特務煽動的，大多數學生們根本不明真相。作為當事人，曾玉春在信中交待了時間、地點，以及CC特務們的所言所行。吳藻溪將這一重要情況報告了董必武。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即與陳立夫交涉。起初，陳立夫還滿口狡辯，但在確鑿證據面前，他理屈詞窮，不得不承諾，將嚴格約束自己的人，今后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鑒于曾玉春的大義，董老在這封信中強調：“曾女士能看清問題，不為流言所動，頗為難得，強將手下無弱兵，信然！”
故事三：平反改正兩個“右派”
1946年底，吳藻溪按照周恩來、董必武安排，到上海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軍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參加對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策反工作；1949年9月，作為九三學社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任國務院參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華東軍政委員會士改委員會委員、行政九級。
1957年反右斗爭中，吳藻溪被錯劃成右派。他感到委屈，但沒有怨言，因為他相信黨最終是了解他的。他曾經寫道:引領向北望，久久不能休。浩渺將何見？思見天安樓。但愿毛主席，壽長億萬秋。他將自己與中共中央領導人、黨團等組織來往的信件裝訂成冊，并在封面寫上了“革命文物”四個字，交給了黨組織。經辦人員認為，吳藻溪是“右派分子”，他的東西不可能是革命的，于是將“革命文物”四個字抹去，所交信冊存檔。
粉碎“四人幫”以后，為蒙冤者平反昭雪工作大規模展開。有一次，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澤碰到吳藻溪的大兒子吳維揚，告訴他：你父親是革命的。吳維揚還收到湖北崇陽老家一個農村干部的來信，稱他父親根本不可能是右派，讓他找組織申訴。
吳維揚1975年就已與父親取得聯系。他知道父親的冤情，四處奔走，積極爭取為父親平反。因為吳藻溪的歷史淵源，情況特殊，平反工作受到極少數人千方百計的阻撓。
他的行動得到上海市政府參事室負責平反工作的馮浩等人的同情和大力支持。馮浩把他父親上交信件、其中包括這封信的復印件交給他，給他出主意。吳維揚拿著信到北京，找了父親過去的很多老同事、老朋友。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兼秘書長的薛子正正在指導華東片區平反工作。1928年，他在馮玉祥的部隊就認識吳藻溪，在重慶期間，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組成員，與吳藻溪打過很多交道。在與吳維揚談話時，他強調：“了解你父親的人不多了，但我是了解的。”當場，吳維揚淚流滿面。
1978年4月，吳藻溪的右派問題終于得到改正，恢復了原職原級別，被安排在湖北文史館工作，1979年調回上海文史館。可以說，這封信功不可沒。1979年10月，由于積勞成疾，吳藻溪與世長辭。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為他主持召開了追悼會，對他作出高度評價。
九三學社早期社員朱鴻賢在建國前曾長期追隨吳藻溪，在上海時協助他做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1952年，他由重慶調成都，曾先后在四川省政府工業廳財務科、四川財經學院工作。由于80年代初期，《新華日報》處于密封狀態，各方面信息不暢，他仍然以追隨大“右派”分子吳藻溪，加入“國際反革命組織”——世界科學社為由，蒙受不白之冤。
吳朱兩家是世交，解放前后聯系不斷。有一次，吳維揚到成都開會，專程到財經學院拜訪朱鴻賢朱伯伯，向他面呈了這封信的復印件。朱鴻賢非常激動，連聲說：能不能給我，能不能給我。吳維揚告訴他：這本來就是給你的。
財經學院知道朱鴻賢是冤屈的，非常同情他，但由于沒有證據，平反工作一直久拖不決。在專案組得到這封信后不久，朱鴻賢正式平反，恢復原來的政治、工作、經濟待遇。（郭 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