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長望先生是我國著名氣象學家、新中國首任氣象局局長、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
1934年，在英國留學的涂長望先生接到竺可楨先生發來的短簡，告訴他國內急需氣象科研、教育方面的高級人才，征詢他意下如何。涂長望先生立即復函，表示愿意回到祖國，為發展中國的氣象事業而努力奮斗。在一起的外國友人很是不解，問他：“你已經學完了博士課程，只要完成了論文研究，博士學位就到手了。白白犧牲了應得的博士學位和留學公費，你不后悔？”涂長望先生回答得很堅定：“只要能實現自己的愿望，付出什么代價我都不后悔。”就這樣，憑借聰穎、勤奮好學和其研究成果“中國雨量與世界氣候”在1930年成為英國皇家氣象學會第一個中國籍會員的涂長望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國，和千千萬萬的同胞同仇敵愾，共赴國難。
歸國后，他應竺可楨先生之邀，在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任研究員。1935年借聘到清華大學任教時，他積極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是最受學生喜愛、敬重的教授，并被選為北平文化救國會理事。
抗戰中，中央研究院院部遷到重慶上清寺。涂長望先生所在的氣象研究所遷到靠近上清寺、面臨嘉陵江畔的半坡上的曾家巖。曾家巖是日機轟炸的重點，在隨時都會挨轟炸的情況下，人們難以安心工作，甚至正常的生活都無法得到保證。氣象研究所里好多人連書箱也沒有打開，只有涂長望先生和受他影響的一些同事，堅持努力工作并不斷做出科研成果。這期間，涂長望先生在極其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在極其簡陋的設備條件下收集資料，潛心研究中國氣團的性質、分布、特點和影響，寫成了《中國的氣團》等一系列論文。《中國的氣團》這篇論文較全面地論述了當時天氣學中重要研究課題，即氣團和鋒面相互間的關系。涂長望先生不僅對中國的氣團分類有著獨到見解，而且就各種氣團之間的鋒面活動與我國天氣氣候變化的關聯也做了深入研究，他的創見及就此所進行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對我國天氣學的發展和天氣預報實踐仍具有指導意義，是氣象學中很重要的文獻。而這僅僅是他在1935—1945年間發表的30多篇學術論著中的一篇。涂長望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所進行的研究，密切聯系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中的重大的氣象問題，不僅吸收了英國、挪威、美國氣象學派的精華，還結合國情，開辟了我國三維空間氣象學研究途徑，為中國的氣象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涂長望先生的科學精神帶動了他的同事、他的學生，在經常發生空襲警報的混亂環境下，他們不僅靜心地進行著科學研究，同時還直接為抗戰中的中國空軍進行氣象服務。
抗日戰爭中的中國空軍是一支年輕的隊伍，且不說裝備簡陋，技術落后，就連在空勤、地勤方面也需要白手起家。與高空飛行相聯系的中國高空氣象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能不說都是與涂長望先生及他的同事們的工作分不開的。不錯，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氣象科學已是向高空進軍的尖端科學，國際上的高空氣象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把那些理論應用到我國的氣象環境中需要做大量的調查、分析，需要做大量的理論上的研究、探討和鏈接，許多工作是開拓性的。比如，自由大氣是離地面一公里以上的大氣，它們的運行與地面的空氣運行規律有很大的不同，而自由大氣的運行，直接影響到飛機的飛行。涂長望先生利用高空探測的資料，對中國自由大氣氣候狀況進行了理論的探討，用英文寫下《中國自由大氣氣候狀況的初步研究》一文，為當時的空軍作戰提供了氣象依據。而這些高空探測資料的取得，涂長望先生和他的同事們是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的，同事史鏡清先生就是在風箏探空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進行的另一項繁重的工程是，需要把德國氣候學家柯本的氣候分類方法引進到中國來，對中國的氣候作出科學分類。但是，這項科研成果的轉讓是有條件的，因為這是當年德國為開辟歐亞航線，花了不少錢進行高空氣象觀測得來的。得到它，只能通過中國科學家的科研成果進行交流。為此，涂長望先生以自己多年來對中國高空觀測所做的系統總結寫成題為《中國高空探測的一些成果》的論文，這篇論文經由竺可楨先生審閱，在德國發表。該篇論文贏得了德國高空科研成果得以在中國交流的機會，涂長望先生利用高空探測資料對中國高空大氣的氣候狀況所做的理論探討，不僅對中國的航空事業中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應用價值，而且為中國年輕的空軍和盟國蘇聯、美國支援中國的空軍的飛行做出了直接的貢獻。
當他聽說延安要建立氣象臺，需要書籍時，當即收集一批氣象圖書和資料，想方設法送到了延安。延安氣象臺的建立為中國西北地區的抗戰活動提供了寶貴的氣象支持。參加中國抗戰的美軍飛行員曾說，延安氣象臺的工作是中國做得最好的氣象臺。后來，當抗戰勝利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參加國共兩黨談判時，延安氣象臺也做了大量工作。而這一切都包含著涂長望先生所提供的幫助和所付出的艱辛。
涂長望先生去世時年僅56歲，一顆耀眼的巨星過早地隕落了，實在令人扼腕痛惜。他的一生向往光明和進步，誠如郭沫若先生1962年在哀挽他的詩中所云：“努力一生無懈怠”，“才干堪推第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