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新增1100萬人就業這一目標，政府工作報告中釋放出了政策發力點——強化就業優先政策，通過穩市場主體來穩就業，增強創業帶動就業作用；今年高校畢業生超過1000萬人，要加強就業創業政策支持和不斷線服務；使用1000億元失業保險基金支持穩崗和培訓，加快培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急需人才。
全國兩會會場上，代表委員們繼續圍繞如何“盤”出高質量的新增就業，積極建言獻策——要通過穩住市場主體來穩就業，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升看家本領，并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
焦點一：高質量，需個人學校企業社會互相“補給”
“要全面推動高質量就業”，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認為，高質量就業不僅涉及工資標準與就業率，更在于崗位與學生能否“適配”。學生找到一份有發展前景的工作，企業覓得心儀高質量人才。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華東理工大學金山科技園管理委員會主任藍閩波表示認同：高質量就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個人、學校、企業、社會互相“補給”。“大企業就業崗位數量往往是固定的，但中小企業卻蘊藏無限機遇。保就業就是保中小企業。”他說，應該分層、分階段對中小企業進行扶持，如對于初創企業補足資金，對于較成熟企業幫助其構建產業鏈。
基層一線，也是好去處。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長寧區萍聚工作室黨支部書記朱國萍建議，通過線上線下的宣傳，引導大家正確認識工匠精神，在全社會形成以勞動為榮、技術為主的價值觀念，增強職業技術人才的職業敬畏感和自豪感，營造全社會都認可的工匠精神氛圍。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周鋒說，相較于前兩年，就業形勢有所改善，但仍面臨巨大挑戰，而新職業恰恰能為就業提供另一種“解題思路”。以往求職者為捧上“鐵飯碗”擠破頭，如今則有了更多選擇，“擇業觀念升級”勢在必行。周鋒說，要轉變“非央企國企不入”“唯高薪職業是瞻”的擇業觀。一方面，要鼓勵年輕人積極投身與國家戰略和新興產業發展趨勢相關的崗位；同時，也要鼓勵更多青年加快適應新業態、新職業，從身邊做起，就業后繼續成長成才。
焦點二：高質量，避免“普職分流”變為“普職分層”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加快培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急需人才。
在周鋒看來，必須在職業教育上下足功夫，尤其是加快培育更多高層次技能人才。然而，目前初中畢業生早早分流，普遍缺乏較高層次普適性多學科教育，從而使其難以適應新技術、激發深思考。另一方面，“普職分流”往往演變為“普職分層”，從而使得中職生的社會認可度較低，家長和學生不積極，也不利于對口人才培養。周鋒今年遞交了一份《關于改進普通高中教育與職業教育分流政策的提案》，建議在普通高中階段的學業完成后，再進行職業教育分流，才能推動產生更多高素質技能人才。他說，“早早打好更開闊的文化基礎，哪怕將來所學技能因技術進步而被取代，也能重新學習、轉移賽道”。
“國家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藍領白領，就算是普通勞動者也應提升技能素養，與就業市場相契合。”周鋒建議，在初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都應設置職業教育環節和適當比例的課程，培養學生動手能力、操作能力，以增強適應社會與就業市場的能力。
“高技能人才也能成為高素質人才，這才能在就業市場牢牢站穩。”在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科技和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胡衛看來，應鼓勵支持上海、江蘇、浙江等具備條件的地區先行先試，推進現有普通高中與中職學校的合并與重組工作，加快發展新型綜合高中。
職業教育與產業緊密融合才能實現“雙贏”。“現階段，需要圍繞經濟帶、城市群、產業鏈來布局產教融合。”藍閩波建議，規劃產業集群與學科集群深度融合，促進學校與企業之間點對點、項目對接項目，“帶著課題去企業做”。他還認為，產教緊密融合不僅解決的是“質量匹配”，更是數量“自洽”，由此學校不會產出“過剩”的勞動力。
焦點三：高質量，靈活就業也要有“金鐘罩”
如今，“勞動者”的定義悄然發生變化。共享員工、靈活用工、數字零工的出現，令“在校生”提前進入市場，成為實際上的“勞動者”。代表委員們認為，新就業形態的出現帶來了全新機會，也面臨隱患與挑戰，只有加快構筑兜底保障體系，才能讓“新工種”成為“新依托”，構筑起健康“就業生態圈”。
現實中，不少應屆生臨近畢業擇業時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錯過了最佳時間窗口期，再一拖就成了“往屆生”，失去了享受政策的優先順序。“擇業緩沖期”成為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熱點。胡衛建議，適當延長高校畢業生擇業期，并逐步取消高校畢業生擇業期政策，使得所有就業對象“一視同仁”。也有人大代表提到，可以設置高校“間隔年”，簡化申請辦理流程，并為這些學生保留學籍和應屆身份，還可以依托綜合性交流平臺實現信息共享。
“擇業緩沖期”，有學生會通過實習的方式來找準興趣所在，但現有法律中“高校學生實習制度”存在滯后現象。全國人大代表、奧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湯亮建議，從國家層面制定《高校學生實習制度促進法》，為高校學生實習提供體制、機制和資源保障，完善實習權益救濟制度。
不僅如此，職業教育學生參加生產實踐過程，也需安全保障機制。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丁光宏建議，對參加社會實踐學生所從事的企業生產活動建立“負面清單”，明確不能從事的生產活動，也要明確讓企業執行“同工同酬”制度。學生進入企業實踐，并不代表著學校“放手不管”，他建議“校企同責”，相關學校應承擔“安全生產教育和技術培訓”義務。
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外賣小哥”，早已進入年輕人擇業“備選”，但這一新業態仍需要制度保障。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市郵區中心局郵件接發員柴閃閃和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熊貓機械（集團）有限公司采購經理李豐，今年共同提交《關于對進一步規范外包類靈活用工模式提升就業質量的建議》。他們認為，要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出發點，分類從嚴完善外包類人力資源公司的企業行政許可，并加大屬地工會、行業工會的建立和覆蓋力度，讓新就業形態內的勞動者無“后顧之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