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開甲，江蘇吳江人，物理學家，1953年加入九三學社，中國科學院院士。他是中國核武器事業(yè)的開拓者之一、核試驗科學技術體系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生前身后囊獲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八一勛章”“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等中國科學家與中國軍人的最高榮譽。程開甲生前經(jīng)常被人問起對自身價值和追求的看法，他總是回答：“我的目標是一切為了祖國的需要”“人生的價值在于貢獻是我的信念”。[1]
一、和祖國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
1941年，程開甲從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yè)，留校擔任助教，從事基本粒子研究。1946年8月，他由李約瑟博士推薦赴英國留學，師從愛丁堡大學物理學大師馬克斯·玻恩教授。玻恩平易近人，循循善誘，通過平等的學術討論，幫助程開甲解決在學習和研究中遇到的疑難問題，培養(yǎng)他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能力。玻恩還經(jīng)常帶程開甲一起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把他引薦給物理學界名人。在玻恩門下，程開甲學到了先進的知識，也領悟到堅守精神與民主氛圍的重要性。兩年相處下來，玻恩非常欣賞程開甲，將他視為得意門生。
1948年秋，程開甲獲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畢業(yè)后，他在玻恩的推薦下?lián)斡始一瘜W工業(yè)研究所研究員，繼續(xù)和玻恩一起做研究。當時程開甲的年薪為750英鎊，作為一個科研新人已經(jīng)相當可觀。他剛到英國時，英國文化委員會每月給他的生活費只有25英鎊，相當于每年300英鎊。當時中國解放戰(zhàn)爭如火如荼，玻恩非常關心程開甲未來的安排，希望他能在英國定居。為此，玻恩曾兩次建議程開甲把家眷接到英國來生活，但是他都沒有同意，因為他赴英留學本來就是為了報效積貧積弱的祖國。
1949年4月的一天晚上，程開甲從電影新聞片中看到了關于“紫石英號事件”的報道。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敢于向英國軍艦開炮，并擊傷“紫石英”號，程開甲第一次有“出了口氣”的感覺。他看完電影走在大街上，不由挺直了腰桿。從那一刻起，程開甲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對回國充滿了憧憬。他隨后給家人和同學寫信，詢問國內(nèi)情況，特別是關于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消息。同學胡濟民在回信中介紹了國內(nèi)各方面的情況，強調(diào)說：“國家有希望了。”程開甲于是決定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得知程開甲決定回國，玻恩感到有些遺憾，但是理解他的心情，尊重他的選擇。在程開甲回國前一天晚上，玻恩與他秉燭夜談，送給他一張自己的照片留念，并關切地說：“中國現(xiàn)在很苦，你回去要吃許多苦頭，到了埃及，多買些吃的帶回去吧！”[2]在程開甲準備的回國行李中，除了買給夫人的一件皮大衣外，都是服務國家建設和滿足工作需要的專業(yè)書籍。他在英國收集的固體物理和金屬物理方面的資料，回國后真的派上了用處。
啟程回國那天，玻恩親自到火車站為程開甲送行。從感情上來說，程開甲完全理解恩師為什么希望他繼續(xù)留在英國。從個人學術發(fā)展來說，他也很想和恩師繼續(xù)合作。然而，一想到祖國更需要自己，程開甲就不再猶豫。1950年8月，程開甲坐船抵達香港，隨后從香港坐火車經(jīng)廣州到杭州，回到母校浙江大學擔任物理系副教授。
幾十年后，有人問程開甲，怎么看待當初選擇回國？對于這個問題，程開甲剛回國時想得并不多，但是到了晚年，他在回顧和總結人生時感慨地說：“我不回國，可能會在學術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個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學家。絕不會有這樣幸福，因為我現(xiàn)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
二、祖國的需要就是研究的方向
回國后，祖國的需要就是程開甲研究的方向。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diào)整，他奉命調(diào)入南京大學物理系，從事教學和固體物理等方面的研究。不久之后，為了滿足國家發(fā)展重工業(yè)的需要，程開甲奉命和施士元教授一起創(chuàng)建南京大學物理系金屬物理教研組。1958年，國家大力發(fā)展原子能工業(yè)，號召“大家辦原子能科學”。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呼吁各地成立原子能研究所，各高校建立核物理專業(yè)。根據(jù)組織安排，程開甲奉命移交金屬物理教研組的工作，再次與施士元合作，一起創(chuàng)建南京大學物理系核物理教研組，同時參與江蘇省原子能研究所的籌建。
1960年初，程開甲被任命為南京大學物理系副主任。為加強原子彈研制中的理論設計工作，由錢三強提名，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批準，中共中央組織部于2月26日決定借調(diào)程開甲到二機部九所（核武器研究所）工作。因為物理系的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都離不開程開甲，南京大學直到同年7月才放行。時任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把程開甲叫到辦公室，遞給他一張紙，要他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報到，具體做什么不清楚。程開甲沒有多問，第二天就動身前往北京找二機部九所報到。1961年，程開甲正式調(diào)入九所，擔任技術副所長。
在我國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初期探索階段，程開甲的任務是分管材料狀態(tài)方程和爆轟物理的理論研究工作。九所理論研究室的胡思得、李茂生等年輕人在求解高溫高壓下的材料狀態(tài)方程時遇到了困難，不確定能否使用托馬斯-費米理論及相關的修正。當原子彈中的高能炸藥爆炸時，原子彈中的各種材料處在與常溫常壓極不相同的極高的溫度壓力狀態(tài)。當時國內(nèi)沒有實驗條件獲得鈾235、钚239的狀態(tài)方程，國外對此視為絕密，中國科技人員只能靠自己摸索。室主任鄧稼先之前請教過蘇聯(lián)專家，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
程開甲調(diào)到九所后，認真聽取狀態(tài)方程小組負責人胡思得的匯報，不時與他們討論。為了讓他們掌握托馬斯-費米理論及相關的修正，程開甲給他們系統(tǒng)講課，還追加了固體力學方面的內(nèi)容，還幫他們復習了熱力學、統(tǒng)計物理方面的知識。與此同時，程開甲還發(fā)揚學術民主，經(jīng)常召開技術方面的討論會。即使剛畢業(yè)的大學生提出一些稚嫩的想法，也會受到關注和鼓勵。每個人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都被激發(fā)出來。
那段時間，程開甲沒日沒夜地思考和計算，滿腦子除了公式就是數(shù)據(jù)。有時他正在吃飯，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就會把筷子倒過來，蘸著碗里的菜湯，在桌上寫公式幫助思考。還有一次排隊買飯，程開甲把飯票遞給窗口賣飯的師傅，說：“我給你這個數(shù)據(jù)，你驗算一下。”弄得賣飯的師傅莫名其妙，排在后面的鄧稼先提醒說：“程教授，這兒是飯?zhí)谩！盵3]
經(jīng)過半年艱苦努力，程開甲第一個采用合理的TFD模型計算出原子彈爆炸時彈心的壓力和溫度，即引爆原子彈的沖擊聚焦條件，為原子彈的總體力學設計提供了依據(jù)。拿到結果后，負責原子彈結構設計的郭永懷高興地對程開甲說：“老程，你的高壓狀態(tài)方程可幫我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啊！”[3]
三、從“光桿司令”到第一次核試驗成功
1962年夏，我國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關鍵理論研究已取得突破性進展，自行設計的原子彈理論方案也接近完成，原子彈爆炸試驗提上了日程。因為二機部九所正在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彈，沒有精力負責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研究工作，所以九所所長李覺、技術副所長朱光亞等人，建議組織專門的核試驗研究隊伍，由程開甲代表九所開展工作。上級研究后同意了這個建議，隨后二機部九局（核武器局）副局長吳際霖找程開甲當面交待任務。當時有人勸他：“今天干這個，明天干那個，當心變成萬金油，東搞西搞，搞不出名堂。”[4]程開甲當然清楚自己的優(yōu)勢在理論研究方面，但組織上決定要他去搞原子彈爆炸試驗，他堅決服從。就這樣，程開甲又一次轉入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這項新工作開始時，程開甲幾乎就是一個“光桿司令”，但是他不等不靠，利用現(xiàn)有條件抓緊開展工作。根據(jù)蘇聯(lián)專家的建議，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最初傾向于采用空爆方式。程開甲從實際出發(fā)，根據(jù)初步研究結果，認為應該先用地面靜態(tài)試驗方式，以后再用空爆方式。他主張核爆炸不是試驗的唯一目的，應該借此開展盡可能全面的測試分析研究。程開甲根據(jù)進一步的分析與計算，明確提出第一顆原子彈試驗采用塔爆方式。上級經(jīng)過慎重研究，最終采納了他的建議。
為了加強原子彈試驗的研究工作，核試驗技術研究所于1963年7月12日正式成立，由程開甲任副所長（后任所長），負責主持技術工作。他主持擬定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總體方案，擬定了力學、光學、核輻射、沉降劑量、氣象因素和自動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計劃。程開甲還根據(jù)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產(chǎn)品設計參數(shù)，設計了百米高的鐵塔。在測控方面，考慮到保密性和可靠性，他提出采用簡單、可靠、保密、經(jīng)濟的有線自動控制方案，而不采用無線測控系統(tǒng)。
原子彈的控爆系統(tǒng)有4個開關，第4個開關按下之后9秒就起爆。在1964年8月的一次預演中，當操作人員打開第4個開關時，儀表上的指針抖動了一下，被核試驗現(xiàn)場總指揮張愛萍看到了，當即指示要認真檢查，找出原因。程開甲帶領技術人員逐個環(huán)節(jié)、逐個零件、逐個焊點檢查，最后發(fā)現(xiàn)是一個焊點虛焊導致的。他很慶幸是在預演中發(fā)現(xiàn)了問題。為此，程開甲在大會上檢討，同時要求一定要把工作做細、做好，真正做到萬無一失。從預演的實際操作中，他們總結出“五定”法，即“定人員、定職務、定位置、定動作、定關系”。經(jīng)過周密準備，我國第一顆原子彈于10月16日爆炸試驗成功。
四、“試驗事業(yè)也是我的生命”
為了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也為了應對美、英、蘇三國簽訂的《關于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1963年8月，周恩來總理讓程開甲研究一下地下核試驗問題。同年12月，中央專委要求把地下核試驗作為科研項目來安排。與大氣層核試驗相比，進行地下核試驗更加缺少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程開甲帶領科技人員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資料，但支離破碎，沒有什么參考價值。事實上，所有技術上的關鍵問題，都要靠他們自己解決。
地下核試驗分為平洞和豎井兩種方式。為了降低難度，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采用平洞方式。地下核試驗必須在技術上突破“封、取、抗、測”四關，解決一系列工程技術和測試技術上的難題。為此，程開甲確立了相應的研究課題，組織并指導各項研究工作的開展，并就核試驗安全提出三條要求：“不冒頂，不放槍，不泄露”。針對化爆模擬試驗效果不理想的問題，程開甲帶隊加強理論研究和試驗，終于找到了原因。針對坑道施工，他提出采用前封后堵的技術方案來實現(xiàn)自封，確保試驗安全。
1969年9月23日，我國成功進行首次地下核試驗。為了認識平洞地下核試驗的特點，驗證理論研究與計算分析設計的正確性、可靠性，1970年開始對首次地下核試驗的坑道及爆室進行開挖。對于試驗后要不要進行零后開挖，最初是有爭論的。但是為了對地下核爆炸現(xiàn)象和破壞效應有感性認識，程開甲提出開挖，并從技術上批準了開挖方案。這次開挖，前后持續(xù)兩年多。1975年10月，第二次地下核試驗獲得成功，隨后也進行了開挖。
在地下核試驗早期，為了親自掌握第一手資料，對平洞試驗方案做到心中有數(shù)，程開甲多次進入開挖后的平洞。因為洞內(nèi)極其惡劣的高溫、高放射性和坍塌危險，現(xiàn)場技術人員每次都勸程開甲不要進去，讓他等在外面聽匯報。程開甲每次都堅持進入爆后現(xiàn)場，進過爆后的測試廊道、測試間，進過坑道，也進過爆心（坑道末端的產(chǎn)品裝配間）。每次“深入虎穴”，他的體會是，“親眼所見”與“只聽匯報”大不相同。
1978年10月，我國首次豎井地下核試驗取得成功。試驗前，為了了解井下的具體情況，程開甲不顧孫洪文副司令員的勸阻，下到地下100米深。1982年那次豎井試驗，為察看爆后爆心的地表現(xiàn)象，“零時”一過，程開甲就帶著通信員直奔爆心地表現(xiàn)場，隨身攜帶的放射性劑量探測筆尖叫不停。此行得到了第一手的感性認識，他認為非常值得。還有一次在豎井零后爆心處，警衛(wèi)員問程開甲：“首長，您就真的不擔心身體嗎？”程開甲坦率地回答：“擔心，但我更擔心試驗事業(yè)，那也是我的生命。你說我能不去嗎？”[5]
九三先賢程開甲院士以 “一切為了祖國的需要” 為畢生追求，將個人理想與家國命運緊緊相連，他身上體現(xiàn)的“兩彈一星”精神和科學家精神至今依然熠熠生輝，是新時代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不斷發(fā)展的強大精神力量。（榮正通，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參考文獻：
[1]程開甲：《創(chuàng)新·拼搏·奉獻——程開甲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頁。
[2]程開甲：《創(chuàng)新·拼搏·奉獻——程開甲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頁。
[3]程開甲：《創(chuàng)新·拼搏·奉獻——程開甲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頁。
[4]程開甲：《創(chuàng)新·拼搏·奉獻——程開甲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頁。
[5]程開甲：《創(chuàng)新·拼搏·奉獻——程開甲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