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各國為科學技術界頒發的最高榮譽，兩院院士是我國的寶貴財富和科技創新的杰出代表，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號召，九三學社積極響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章程修改中，首次把組織發展對象中的科學工作者由第三調整到第一，很多院士都是在這一時期加入九三學社的，推動了九三學社科技界別特色的形成，為九三學社的科技報國和建設科技強國筑牢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在九三學社創建80周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70周年、科教興國戰略實施30周年之際，回溯九三學社以科技為紐帶與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一脈相承的榮耀，進一步激發科技強國建設的精神動力和初心使命。
一、九三學社與“院士”的雙向奔赴
（一）占首批學部委員的18.9%
1955年6月3日，國務院簽署命令公布的233 位首批學部委員名單，即今日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中有當時
已入社的44位社員，占學部委員總數的18.9%，占當時1195位社員總數的3.69%。70年來，九三學社累計有212 位兩院院士，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186 位，中國工程院院士32 位（其中6位為兩院院士）。目前中國科學院院士847位，其中九三學社社員49位，占院士總數的5.79%；工程院院士942位，其中九三學社社員18位；占院士總數的1.91%。
（二）在院士發展中的貢獻
中國科學院“兩彈一星元勛”22位院士中有九三學社社員5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26位院士中有九三學社社員5位；中科院院士欄中列舉的新中國主要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15位中有九三學社社員4位。1986年3月3日，九三學社社員王淦昌、陳芳允和王大珩、楊嘉墀4位學部委員上書黨中央，建議加強中國高科技的研究和發展，形成了國家“863”計劃。1993年，在九三學社社員師昌緒、張光斗和王大珩、張維、羅沛霖、侯祥麟等學部委員的倡議下，成立了中國工程院，極大推動和提升了我國工程科技事業的發展。
（三）中共的關心發展和人才強社的組織保障
1950年12月，九三學社有社員117人，1951年初，各民主黨派成員近2萬人。毛澤東對李維漢說:“中國人口四萬萬七千五百萬，所有民主黨派不到二萬人，今年發展一倍也不過四萬人，并不算多。這個問題應該寫出幾個指示發到各地去。”[1]于是，中央統戰部發出《1951年協助各民主黨派發展黨員的建議》，提出各地在1951年協助民主黨派發展成員1至2倍。1954年12月底，九三學社社員總數1140人。在1955年的首批44位學部委員中，有九三學社的重要創始人：梁希、黎錦熙、金善寶、潘菽、涂長望；1944年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的袁翰青；1946年入社的裴文中；1948年入社的嚴濟慈；1950年入社的：孫云鑄、孟昭英、王淦昌、顧功敘、柯召；1951年入社的：楊鐘健、伍獻文、侯德封、魏建功、尹贊勛、吳學周、柳大綱、趙九章、葛庭燧；1952年入社的：茅以升、王家楫、朱物華、周培源、鄭萬鈞、陳世驤、王竹溪、嚴愷；1953年入社的：陳建功、李繼侗、虞宏正、周志宏、馮澤芳、黃子卿、王應睞、李慶逵、程裕淇、李薰；1954年入社的：黃汲清、夏堅白、張光斗。
1956年，中共八大確定了中共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后，各民主黨派政治熱情空前高漲，至1957年上半年，全國各民主黨派人數達到10萬，是建國初期的10倍，1957年12月九三學社社員總數6225人，1955年的首批學部委員中的張鈺哲、謝家榮于1956年入社，蔡方蔭于1957年入社。同時1957年和1980年當選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及1994年當選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特別是1980年至1983年間當選的94位學部委員的社員很多是1951年到1957年間入的社。
二、堅守科技報國的初心使命
（一）抉擇中的留下
九三學社的“院士”，早見于1948年3月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確定的首屆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有60位院士留在大陸，21位赴臺或赴美，留下的院士中有已經是九三學社社員的嚴濟慈，有后來加入九三學社的7位：吳學周、黃汲清、楊鐘健、謝家榮、茅以升、王家楫、伍獻文。他們與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一道以“父母之邦，不可棄也”的決心要“把中國搞好”。
（二）赴遠是為歸來
1955年中科院學部委員中留學生占到了81%，九三學社院士中除哲學社會科學部2位委員外，均有留學經歷。隨后在1957年、1980年、1991年、1993年及后來增選的院士中，留學背景的社員比例較高，主要與20世紀初因庚款留美等政策，學子們或官、自費遠赴歐美等先進國家學習深造有直接聯系。雖然當時美國等想通過為中國培養人才的辦法來進一步控制中國，但大部分留學生目的是要學成歸來報效祖國，并在以后真正做到了為中國的現代化鞠躬盡瘁。如周培源1919年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1924年赴美學習，1929年回國任教，1943年赴美繼續深入研究湍流理論，美方邀請參加海軍軍工試驗站，年薪高達6000多美元，但要求必須加入美國籍，他婉言謝絕，1947年帶領全家回到清華工作，那時清華大學教授的年薪相當于300美元。茅以升1916年赴美學習獲得博士學位，1919年他婉拒了多家美國知名學府和橋梁公司的盛情相邀，1920年回歸后開啟科技報國征程。
（三）《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向海外留學生發出召喚，美國政府為了遏制新中國，極力阻撓中國留學生回國，正常回國途徑被堵塞，如唐有祺等繞遍歐洲幾經輾轉周折回國。1950年3月18日，由朱光亞牽頭起草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寫道“祖國在迫切地等待我們”。1950年8月承載著改變中國科技史的“威爾遜總統號”航船上載有100多位中國留學生沖破各種阻撓返回祖國參加建設，后有12位成為院士，其中有九三學社社員鄧稼先、彭司勛、沈善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程開甲曾回憶說：“我當時在英國留學，選擇回國，就是受到了這封信的感召。”1950年冬，受周培源邀請的楊立銘從英回國任教，多年后他說道：“回國后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我們沒有特殊要求，只認為我們已具備了必要的專業基礎和科研經驗，可以在任何地方獨立開展工作。”正是這些歸來者成功地將現代科學移植到中國，奠定了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堅實基礎。
三、建設科技強國的同頻擔當
（一）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貢獻
院士們在所屬領域是中國及世界科學界的精英，是我國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開創者和發展的中流砥柱。如林業和林產制造化學奠基人梁希；現代心理學奠基人潘菽；現代物理學研究工作創始人、光學研究和光學儀器研制工作奠基人嚴濟慈；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奠基人孫云鑄；植物生態學與地植物學奠基人李繼侗；現代棉作科學奠基者馮澤芳；物理化學奠基人黃子卿；水生生物學奠基者伍獻文；地球化學奠基人侯德封；電子科學與水聲工程奠基者朱物華；近代天文學奠基人張鈺哲；地質科學奠基人尹贊勛；近代力學和理論物理奠基人周培源；稀有元素化學奠基人顧翼東；鹽湖化學奠基人柳大綱；氣象事業奠基人涂長望；現代鳥類學奠基人鄭作新；冶金物理化學奠基人魏壽昆；現代氣象學、空間科學開創者和人造衛星事業奠基人趙九章；物理海洋學奠基人毛漢禮；粒子加速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謝家麟；船舶設計學科奠基人楊槱；無機材料奠基人嚴東生；核酸生化領域開拓者和奠基人王德寶；電子科學的奠基人孟昭英等。小麥之父、現代小麥科學奠基人金善寶；橋梁之父茅以升；礦床學之父謝家榮；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新華字典之父魏建功；世界地震工程之父劉恢先；半導體之父黃昆；材料之父師昌緒；塑料之父徐僖；生物化學之父鄒承魯；色譜之父盧佩章；激光照排之父王選等。現代數學拓荒人陳建功；分子光譜研究開拓者吳學周；科學史事業開拓者袁翰青；生化學、分子生物學開拓者王應睞；中藥現代化研究開拓者王序；免疫化學創始者劉思職；給水排水專業創始人顧夏聲等。
（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綿延相承
院士們以科技創新為支點，在國際國內科技前沿取得重大成果，推動了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如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列入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總體體系中，此時榮獲2023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于貴瑞院士主導的中國通量觀測研究網恰好為“雙碳”目標提供了核心科技支撐。2009年，盧柯課題組發表的關于《納米孿晶銅的極值強度和超高加工硬化研究》的論文，被評為當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新聞。多模態AI系統實驗室主任喬紅長期從事機器人理論與應用研究，解決產業瓶頸，保障了我國機器人走在最世界前沿。國際知名石墨烯專家劉忠范院創建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石墨烯新材料研發機構和產業化高地。劉耀光團隊創建的高效作物生物技術精準育種平臺，解決了分子育種中復雜性狀、多基因聚合和多基因編輯與分析等卡脖子技術問題。宋爾衛的研究成果先后被評選為“2003年度世界十大科技突破”。從事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的周成虎在低空領域的開發利用方面取得重大成果。郝躍引領我國第三代半導體領域，不斷突破卡脖子技術。崔鐵軍在國際上創建的信息超材料新體系，打破國外禁運，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仿真軟件等。樊春海所領導的核酸信息材料研究團隊解決了生物納米標記均一性等長期存在的挑戰性問題。萬建民克隆水稻重要新基因和培育新品種，保障了中國人既吃飽又吃好。印遇龍創建了豬體內飼料營養可消化吸收率評價技術體系等。秦順全擔任京滬高速鐵路南京大勝關長江大橋、青藏鐵路拉薩河特大橋、孟加拉國帕克西大橋等多座國內外大型橋梁的設計、施工技術等工作，為中國橋梁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盧柯把中國在納米晶體研究領域推到了國際前沿。潘復生30多年致力于鎂合金材料關鍵難題，建立了國家鎂合金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國家鎂合金產業化基地等。2025年，潘建偉等成功構建105比特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祖沖之三號”，處理量子隨機線路采樣問題的速度比目前國際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快千萬億倍，再次打破超導體系量子計算優越性世界紀錄等。
（三）科學家精神的身體力行
愛國和創新是院士們的主題，更是九三學社寶貴的精神財富。如“兩彈元勛”鄧稼先從1958年至1986年間，我國共進行了32次核試驗，其中有15次是鄧稼先親自指揮，100%獲得成功。程開甲從1963年第一次踏進羅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試驗基地，創立中國自己的系統核爆炸理論和效應研究，為核武器應用奠定堅實基礎。周培源說:“我做科學工作、做教育工作和做人的秘訣，也就是我數十年所信奉的格言‘獨立思考，實事求是，鍥而不舍，以勤補拙’。”夏堅白說“我要在科技現代化上起一個螺絲釘的作用。”黃汲清說：“一個人一生要想做出點成績，必須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不埋怨環境，不叫喊困難，認準目標，一直往前。挫折是暫時的，成就是永存的。”王淦昌說“愛國主義是對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為國家做工作，必須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典故來督促自己，勉勵自己，使工作做好！”楊遵儀說“一個科學工作者只有把自己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的生命才會有價值，一生才會有作為，才會活得有意義。”楊起說：“我最大的心愿是祖國富強。”湯定元說，科學工作者應當有三部曲：“第一是實踐，從實踐接觸研究對象的本質；第二是理論總結，閱讀文獻，借鑒他人的經驗，豐富自己的理論；第三是孕育新知識，促使新成果的產生。”郝詒純說：“不是自己取得的第一手資料就不敢動手做文章，不通過親身實踐就不敢下結論。”文圣常說：“許多人問我取得成功的經驗有哪些，我并無什么經驗可談，唯獨信仰愛國主義和追求科學精神。”尹文英說科研選題三原則：重要性、可能性、現實性。李林說：“正是祖國和民族的命運，鑄造了我獻身科學的愛國情懷；新中國經濟和國防建設的迫切需要使我不斷變換科研主攻方向，樹立了‘急國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的科研態度。”沈允鋼信奉 “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權威、只唯實”的治學理念。趙柏林說：“做一件事，自己決不姑息、縱容，只有高屋建瓴、博大精深，才能有所發明，有所發現，有所前進。”陳星弼說：“以科學服務人類，這就是我此生不倦的追求。”馬克儉說：“創新不是趕時髦湊熱鬧，只有結合實際的技術創新，才是真正有用的創新。韓啟德說：“能夠為別人做事，心靈上是愉悅的。”王志珍說：“科學家要有創新的思想，聰明的實驗設計，縝密的邏輯思維，以及由于熱愛而窮追不舍的堅持。”武維華說:“人的一生太短暫，要想做好很多事，實在不容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這個領域做點事，哪怕只有一兩件呢，也心滿意足了。”
作為“院士大戶”，80年來，九三學社始終踐行《成立宣言》中的“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的科技報國初心，九三學社的院士真正做到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當好科技前沿的開拓者、重大任務的擔綱者、青年人才成長的引領者、科學家精神的示范者。（郝彥；九三學社包頭市委員會宣傳部部長）
參考文獻：
[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697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