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0月17日，許德珩在江西省德化縣（今九江）出生；1979年，89歲高齡的許德珩在黨旗前莊嚴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抗日戰爭到新中國建設，許德珩的一生貫穿了中國革命的歷程。從五四前線到科學殿堂，從民主斗士到共產黨員，許德珩的百年人生，是“愛國、民主、科學”的真實寫照，是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壯麗詩篇。
PART.1 少年壯志：革命火種的萌芽
許德珩的少年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土崩瓦解，新思想如春潮涌動的年代，革命思想早早在他心中扎根，19歲時，他考入九江中學堂（前身為濂溪書院）后，參加了同盟會，剪去長辮子，立志投身于推翻封建帝制的洪流。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許德珩毅然投筆從戎，參加討袁斗爭，從此開啟了探求自由民主之路的一生。
許德珩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在北大，他結識了毛澤東、李大釗等早期共產主義者。當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而許德珩是個窮學生。為了節省燈油和烤火的木炭，他終日在圖書館看書，兩人經常探討時事政治問題。這段經歷為他日后堅定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經李大釗介紹，許德珩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并擔任《全國學聯日刊》總編輯，開始了他作為學生領袖的歷程。
PART.2 青年奮進：民主科學的旗幟
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學西齋宿舍的窗戶里跳躍著微弱的燭光。許德珩把他僅有的一床白色床單撕成一條一條，用來書寫標語。
他當時的生活非常困苦，靠蔡元培校長提供的翻譯《蒙古史》工作才得以繼續學業，每月十塊大洋的收入，一半還要寄給母親。
第二天，全市三千余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大會宣讀了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他在宣言中吶喊：“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
游行隊伍來到東交民巷，卻被中外軍警阻擋在使館區外。交涉無果后，學生們轉向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宅邸。一場震驚中外的“火燒趙家樓”事件就此發生，許德珩等32名學生被捕入獄。
在獄中，許德珩已抱定必死決心，即使被綁在軍警的獨輪車上，依然從容堅毅。這種“茍利國家，生死與之”的擔當，貫穿了他一生的事業。
五四運動后，許德珩赴法國勤工儉學，深入攻讀馬克思主義，考察歐洲無產階級斗爭經驗。1926年，他首次向中共旅歐支部提出入黨申請，但因國共合作局勢，被建議加入國民黨左派，入黨申請因此擱置。
回國后，許德珩輾轉廣州、武漢、上海、北京等地任教，堅持傳播社會主義理論。九一八事變后，他因宣傳抗日救亡思想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出獄后，他再次向黨提出申請，但黨組織考慮到他在黨外更能發揮作用。
在重慶談判期間，許德珩向毛澤東匯報了將民主科學座談會搞成永久性政治組織的想法。毛澤東鼓勵他：“你們都是些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意見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傳作用嗎？”
受此啟發，1945年，民主科學座談會改制為九三學社，許德珩當選常務理事。九三學社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深厚情誼，深深埋藏在創建的根源之中。
PART.3 晚年風骨：勤儉奉獻的典范
新中國成立后，許德珩先后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水產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
他慷慨奉義，九三學社成立初期，社務活動經費沒有來源，許德珩經常自掏腰包；他廉潔奉公，1980年10月，九三學社中央在一次會議上用公款買了生日蛋糕為他祝壽，許德珩專門給九三學社中央秘書處寫信，表示自己從不做壽，并將蛋糕錢奉上作為個人請客；他勤奮工作，直至晚年仍以頑強拼搏精神兢兢業業地為國家和人民工作，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富強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1979年，五四運動60周年紀念日前夕，北京大學的學生代表請許德珩先生為他們題詞。許老寫了這樣三句話：“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勵，奮斗終生。”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我感到無限光榮。我要永遠為黨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死而后已。”毫無疑問，許德珩用一生的實際行動，完成了對“以此自勵，奮斗終生”的回答。
（來源：九三學社江西省委宣傳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