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北京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黎錦熙響應號召，在家大掃除，逐件清理書柜衣箱。25年前藏在舊衣箱深處的一個紙包得以重見天日，紙包上記著“民十六”，紙里包裹的是毛澤東青年時代寫來的六封信，以及其他珍稀歷史文獻。那是1927年奉系軍閥殺害李大釗后，傳言還要搜查某些教授的家，黎錦熙冒著危險把它們密藏起來。
1953年是毛澤東的60壽辰。趁著這個契機，黎錦熙將六封信對勘年月，依據日記給信加注按語和腳注，寫成《毛主席六札紀事》[1]，精裝成冊，在扉頁上題“敬以此三十年前的紀念文獻資料為毛主席壽”，作為壽禮呈送給毛澤東。
1961年，建黨四十周年之際，黎錦熙把這批革命歷史文獻的原件全部贈送給中央檔案館，包括毛澤東青年時代寫的六封信、《湘江評論》全套、1918年至1921年《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3冊、1919年至1920年毛澤東主持的“平民通訊社”的15次通訊稿。毛澤東看到后連連致謝，并將信函制作影印件，還贈給黎錦熙備份、留念。
一、平生風義兼師友
黎錦熙個人照
黎錦熙，字劭西，1890年2月生于湖南湘潭。1913年，黎錦熙在湖南公立第四師范學校任歷史教員時，毛澤東正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他倆不但課堂有所接觸，課外的交往更多，關系更深。
黎錦熙1915年日記的部分內容，記錄了許多與毛澤東相關的事情：[2]
四月四日，星期日，毛澤東來（時肄業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閱其日記，告以讀書方法……游園（指芋園星期日社中開放，毛主席常獨坐樹下，凝思到晚，同往者以為奇）。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蕭旭東（即蕭瑜，湘鄉人）、毛澤東及熊光楚（湘鄉人）至，講讀書法。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毛澤東、李少青及周執欽（名楷）相繼至，共話社事（宏文社編譯事也）。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毛澤東來，告以在校研究科學之術。
五月二日，星期日，與滌凡（章姓舊同學）、澤東話學問事，并告澤東以不愉快之原因。
五月九日，星期日，毛澤東至，稍話讀書事。（查我上一天即八日日記，“日本已于昨日即五月七日下哀的美敦書矣！”九日對“讀書事”只是“稍話”，對于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賣國“二十一條”的消息是詳談的。當天下午日記云：“公報號外：北京電，交涉已和平解決矣。”“四十八小時屆滿，無恥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憤。”毛主席寫了“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于他所看的書上。）
五月三十日，星期日，熊、毛至，又晤季范（王邦模之號，一師校監學），久談改造社會事。
七月十一日，星期日，學生陳（昌）同毛來，問“小學”（即語言文字學的舊稱）功夫做法。余謂宜讀段注，此與靜安（劉翰良，寧鄉人，社中同事）所見不同者（靜安主張讀王筠《說文句讀》也）。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歸，與毛、陳兩生說讀史法。（時放暑假，兩人都離校住宿《公言》雜志社中。）
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與毛生說研究法。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與毛、陳兩生說讀書自習法。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收拾《公言》社（公言雜志社在宏文社內），坐門間，閱《群學肄言》（即嚴復譯的斯賓塞爾《社會學研究》）“繕性”竟。甚爽適。毛生亦移坐此室。
七月廿一日，星期三，上午，與兩生講學，告以讀“繕性”一篇，以自試其思考力及學識程度。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澤東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于章甫（即陳昌），篤行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
八月八日，星期日，晚，歸，食梨；與澤東談學政，以易導（謂宜于引導群眾）為佳。
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歸，與澤東久談讀書法，謂須與校課聯貫。
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覽澤東日記于焜甫（即熊光楚）處，焜甫前日來預備試驗，澤東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則任一師附小級任去。
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一師澤東、章甫至，為論讀書法于焜甫處。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旭東、澤東至，談學頗久，平生偕（張平子，《公言》雜志社同事，時正組辦湖南《大公報》，九月一日創刊，同日我動身來北京），并借書去。
十月十一日，（當時我已來北京，參加當時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工作，寓西城二龍坑）通信：致熊安甫（光楚之弟）兄弟，并轉毛、陳（將歸，京況、學養）。
十一月十六日，晚，柬潤之（澤東號），未竟。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飯后，作柬復毛潤之，凡四箋。戒其躁急偏隘；以漸與恒及寧靜致遠勉之，首糾正其所論君臣原理，謂宜從國家學政治學中研究，出校求學，當有相當之所云云。
單從摘錄的這部分日記看，從4月4日到8月29日短短幾個月時間里，毛澤東拜訪黎錦熙近20次，各自推心置腹，無所不談。黎錦熙也在交往中看出毛澤東不是一般的青年學生，他在日記中稱許道：“晚，在澤東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于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大可造”，“得澤東書，有見地，非庸碌者”。黎錦熙后來跟家人談起毛澤東學生時代的儀表和舉止時說，“他個子很高，顯得沉靜儒雅，并無過激言行，上課聽講時從不浮躁，只是一雙眼睛灼灼有光。他衣著一向儉樸，一望而知來自鄉間，課間休息時，從不和別人打鬧，對一切事物總是靜思、觀察……那時毛主席就表現了不凡的胸襟，言談之間，不時流露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3]
日記里時常記載黎錦熙教毛澤東等學生如何讀書、研究，但具體如何讀書，探討何事，日記并沒有詳細記載。這些我們能在毛澤東早期寫給黎錦熙、蕭子升等師友的信函中看出端倪來。[4]
1915年9月6日，毛澤東致信好友蕭子升，幾乎通篇在敘述向黎錦熙請教之后的心得體會，譬如，毛澤東覺得學校污濁不堪，學不到真正有用的東西，他想放棄學校，跑去深山自學古代典籍，學成再下山來學習新知，“學校濁敗，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讀古墳籍，以建其礎，效康氏、梁任公之所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黎錦熙不贊成毛澤東的想法，認為舍棄學校上山自學是先后倒置，勸他安心在學校學習新的科學文化知識與方法，貫通各門類知識，學以用之，“蓋通為專之基，新為舊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學，尤貴肆應曲當。”還介紹毛澤東讀《群學肄言》“繕性篇”，毛澤東讀過之后感嘆說，“為學之道在是矣！蓋是書名《群學肄言》，其實不限于群學，作百科之肄言觀可也。”
在毛澤東思想苦悶的青年時期，黎錦熙起到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作用，故而毛澤東對黎錦熙從來不吝欽佩贊賞之詞。他對好友蕭子升說：“聞黎君邵西好學，乃往詢之，其言若合，而條理加詳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備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蓋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寫給黎錦熙的信里更是多處表達對先生的推崇之心，“生平不見良師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趨前請教。”“四無親人，莫可與語。弟自得閣下，如嬰兒之得慈母。蓋舉世昏昏，皆是斫我心靈，喪我志氣，無一可與商量學問，言天下國家之大計，成全道德，適當于立身處世之道。自慟幼年失學，而又日愁父師。人誰不思上進？當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勝言者，蓋人當幼少全苦境也。”“先生及死去了的懷中先生，都是弘通廣大，最所佩服……先生能指揮日常生活，將‘上衙門’‘下私宅’‘作事’‘讀書’支配得那樣圓滿得當，真不容易。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望著先生，真是天上。”
黎錦熙年長毛澤東三歲，他在日記里對毛澤東的稱呼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直呼其名，稱為“毛澤東”“澤東”，或簡稱“毛”“毛生”，1915年9月赴北京后，稱“潤之”的次數變多起來。而毛澤東在書信中除了稱呼黎錦熙為“先生”“閣下”外，還常稱之為“吾兄”“仁兄”，落款常自稱“弟”、“小弟”或“鄉弟”。從稱謂中也不難看出兩人關系愈加親密的發展過程，可以說，二人既是師生，也是摯友。
二、宇內澄清重聚首
1915年9月，黎錦熙應教育部之聘，離開長沙到北京任教育部編審處審查股主任編審員、圖書審定員、甲部主任（主管審查文科教科書），致力文字改革，主張“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即普及白話文，推廣普通話，并促請教育部下令改小學國文科為國語科，發起組織“國語研究會”，推動國語運動。此后，毛、黎二人雖時常通信，但難得見面。直到1918年10月，毛澤東湖南一師畢業后來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師生二人才能夠頻繁來往。
不久，毛澤東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洪流。兩人數十年間天各一方，音訊渺茫。但黎錦熙始終對這位“高足”默默關注，異常敬佩，即使是在白色恐怖里，他也冒險保存著與毛澤東的通信和相關革命文獻。
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青年大廈召開成立大會，黎錦熙任監事。圖為重慶《新華日報》相關報道。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毛澤東和黎錦熙兩人又間接恢復了聯系。毛澤東得知黎錦熙隨校西遷到蘭州后，托人問候老師，并從延安給黎錦熙寄贈了一本《論持久戰》，黎錦熙收到后組織同人認真學習和研究。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腐敗專橫，內戰陰云籠罩。黎錦熙雖說不慕虛榮，甘于淡泊，不愿意把時間花在政治活動中，但他并不是那種閉門教書、不問世事的教書匠。他關心時事，同情革命，與許德珩、褚輔成等高級知識分子共同創建九三學社，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呼吁民主，配合、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1948年12月17日，蔣介石要求傅作義秘密催促黎錦熙等北平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離平南下的電文。
1948年底，北平處于人民解放軍重重包圍之中，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乘飛機逃走。圍城之際，蔣介石致信傅作義，要求秘密催促黎錦熙等北平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離平南下。黎錦熙所在的北平師范大學幾次三番來家勸說他乘坐飛機去南京，都遭到拒絕。12月26日，形勢愈加緊張，教務長又一次來家敦促，說這一天是最后的機會，當晚將派汽車來接。黎錦熙依然堅決拒絕，并撕毀要他南下的通知。待來人離去，黎錦熙對家人說：“我要在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遜風騷的偉人呢！”
黎錦熙日記片斷（1949.6.13-6.20）
黎錦熙等待的偉人正是毛澤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進駐北平。6月17日下午，毛澤東來到和平門內北平師范大學教工宿舍看望黎錦熙、湯璪真、黃國璋等師友，并共進晚餐。當晚，黎錦熙在日記中寫道：“1920年3月17日潤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見快30年，身體比從前強壯。”
三、師生情誼終生不渝
北平和平解放后，黎錦熙任北平師范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副主席兼漢字整理委員會主任，潛心于漢字、拼音方面的教學、研究與推廣工作。與此同時，黎錦熙擔任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被推舉為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與毛澤東見面的機會相對較多。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一次晚會上收到黎錦熙當面呈送的《國語新文字論》，贊道：“我正要研究這個問題。”
1950年3月，同蘇聯簽訂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后，毛澤東一行回到北京，黎錦熙等人到車站歡迎。毛澤東握住黎錦熙的手，道謝后說：“劭西先生，這是我第一次出洋”。原來，早在1920年，毛澤東對著這位老師和諍友談起自己對出國留學的看法，認為求學不必一定要出洋，好些人只是著迷于“出洋”這兩字，并沒有學到真本領，多數出過洋的人依舊是“糊涂”。黎錦熙頷首贊同。[5]不過，毛澤東青年時期已對蘇維埃俄國心存向往，他曾函告黎錦熙，有機會想去蘇俄考察、學習，“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決去，暫且自習，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毛澤東日理萬機之余，并沒有忘記曾經的師友。他關心黎錦熙文字改革工作的進展，稱贊說，“你做的學術工作，大家是佩服的”；多次接黎錦熙到中南海敘談，中南海荷花開了，還特意邀請黎先生前去共同賞花，收到人參、阿膠、紅參、冰糖之類的禮物，也派人分贈給黎錦熙；得知黎錦熙身體不好，多次提醒說，“不必終會，病宜休養”，“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靜養，如有困難，請告之為荷”。因而，走進新中國的黎錦熙雖然依舊體弱多病，但抑制不住欣喜、興奮之情，就像他詩里說的——“青云遏鼓傳嵩響，紅浪翻旗引鐵流。多病卻無遲暮感，相逢握手盡交游。”
文化大革命中，黎錦熙雖說沒有關進“牛棚”，卻也受到沖擊，他的圖書資料被查封，無法繼續推進研究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得悉后，指示啟封，加以保護。黎錦熙一家人搬到一個樓房單元的小套間里，擁擠不堪。即使如此，黎錦熙依舊專心撰寫《文字改革概說》等著作。1972年，周世釗（毛澤東湖南一師同學）從湖南來到北京，特去看望黎錦熙，空間局促，只能坐在床上對談。兩人開玩笑，說這真是“促膝談心”。周世釗見到毛澤東時，談到黎錦熙的近況。毛澤東說，要給劭西先生安排有工作條件的房子，讓他能夠搞研究，帶徒弟。1972年底，黎錦熙一家遷居到朝陽門內北小街一個四合獨院，并把多年收集到的圖書資料集中于此，得以安心工作。[6]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舉國悲痛。黎錦熙遽失多年知交，慟戚椎心。他懷著悲痛的心寫下《崢嶸歲月中的偉大革命實踐——回憶建黨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動》一文，表達深切懷念之情。1978年3月27日，黎錦熙逝世，留給世人的最后文字是：“我今年已滿八十九歲，風燭殘年，但我要活到老，學習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貢獻給祖國的語文教育事業！”
時間閃回到1915年9月的一天。那天，黎錦熙為毛澤東講解如何觀察歷史變遷：“歷史者，觀往跡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妙覓其巨夫偉人。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將其前后當身之跡，一一求之至徹，于是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屬品矣。”黎錦熙沒有料到，他眼前的這個青年，日后將成長為中國的偉人。后人要想透徹理解這個時代，最好的方法是研究時勢催生出來卻又引領時勢的“巨夫偉人”，這巨夫偉人的代表就是毛澤東。兩年后，1917年8月，毛澤東向黎錦熙談起自己的理想：“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曀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澤東本身正是這樣身有“大力”的“大氣量人”，他“摧陷廓清”，在根本上變換了全國之思想，改變了整個國家的面貌。
回顧毛澤東、黎錦熙的人生，雖說路徑選擇并不相同，但師生二人都兌現了當初對自我的承諾，也在各自求索中凝鑄出一段亙久彌堅、終生不渝的師生情誼。
（來源：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
[1] 《毛主席六札紀事》，后經黎澤渝整理，劃分為上、中、下三部分，分別載于《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1995年第6期、1996年第2期。
[2] 黎錦熙日記現藏于國家博物館。此處引用的日記內容主要引自黎澤渝《1915~1920年黎錦熙日記中有關毛澤東的記錄摘抄》（載于《黨的文獻》1999年第3期），篇中括號內的注釋是黎錦熙摘抄時添加，若干注釋引自《毛主席六札紀事》。
[3] 賀澹江《憶黎錦熙先生》，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湘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湘潭文史（第五輯）·憶黎錦熙》，第95頁。
[4] 毛澤東寫給黎錦熙的六封信，內容載于《毛主席六札紀事》，連同其他信函、文章，載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 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文中所引書信內容均出自該書，后不詳注。
[5] 參見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 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3-476頁。
[6] 綜合曹述敬《毛澤東和黎錦熙》，載自王淑芳、麻星甫主編《毛澤東與北京師大》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1993年9 月第1版，第97-98頁；黎澤渝《黎錦熙與毛澤東交往追述》，載于政協韶山市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韶山文史（第三輯）》，第76頁。
